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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6
搬家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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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书影
有一种观点，说的是1930年代之后，中国再无大师，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当如此。这里所说1930年代，是指1930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众所周知，1930年之后，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救亡压倒启蒙，学术和艺术被彻底工具化、边缘化，真正潜心做学问，做艺术的人几近于零。国学方面，钱穆是最后的大师；社会学方面，费孝通在20年代后期写下了《江村经济》这样的扛鼎之作之后，再无新意；小说方面、鲁迅之后，只剩宵小；经济学方面当然是一片楚歌，一个国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拒绝市场，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经济学。
生活的遗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显露无疑。我们不仅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甚至活在某种被人为修饰过的平庸的历史里。我说的是现代史，翻开那些千人一面的历史课本，我分明看见有一段历史丢失了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越过这段历史往前走，在前朝里寻找营养。我相信这样的姿态，已然成为一些真正的读书人约定俗成的阅读姿态。比如李宗陶，可能就是如此。
所以，我应该要谢谢李宗陶的，她经年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找寻丢失的传统。
“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3页）
这是余英时先生接受宗陶书面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视为读懂余先生的一把钥匙。应该说，先生的书我读了很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一直是我的案头重卷。在过去几年之内，我每次打开余先生的著作，就要叹息。为什么余英时先生能顺延陈寅恪、钱穆和胡适之的学术传统，成就一代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传统到我们一代，几乎就要丧失殆尽？除开时事的变迁，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因？换一个角度说，我读余英时先生的书，更多的可能是接受余先生的思想，我可能没有读懂余先生的方法。
感谢宗陶，她的采访为我提供了一扇阅读余先生的窗口。首先当然是余先生自己所言，他一直在传统的现场之中，命运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余先生领悟到了传统的力量。这是命运对余英时先生的偏袒。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传统几乎就像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罪人，几代人轮番上阵，大行鞭笞，以至于到我们身上，对传统的不屑，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由此，我们这代人终于沦落为一群盲流，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显然，余英时先生是现代华人中少之又少的有根基的人，“温良恭俭让”等传统品格在他身上如影随形，所以他才经常提到“同情的了解”这样的学术方法。
“史学上所谓同情，并不是史学家滥施他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收敛个人的情感”，“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深入了解他为什么要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对于个别的人如此，对于一个群体也应如此”。（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4页》）
我私下认为，宗陶这些年的工作中，独以这篇余英时访谈，最有厚度。如果说余英时先生是一幢房子，宗陶的工作则让我看到了房子的蓝图；如果说余先生是一面墙，宗陶的工作就像一扇窗口。过去的阅读都是浮光掠影，只有看了宗陶的文章，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余先生的世界。钱穆、杨联陞就不用赘述了，我能想象余先生的舅舅张仲怡身上那种乡间才子的模样，我也能看到黄仁宇先生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勤耕苦读的情景。那些已经发黄的名字，比如顾颉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陈垣、吕思勉、董作宾、翦伯赞、郭沫若，过去在我的世界里都是孤立的，现在借着余英时先生的思考，终于有了一种学术史层面的确立。
某种意义上，这种沿着一道窗口呈现丰富信息的局面，一直是我写作的远景目标。好文章应该像一部优秀的黑白纪录片，没有那么清晰的主题，漫不经心地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我记得查建英的作品《国家公敌》，那么多不着边际的碎片串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悲伤，而是一个理想主义弥漫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彷徨。宏大叙事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路径来遮蔽掉蚂蚁一样的人们，查建英的作品能告诉你答案。
感谢宗陶，她的工作与查建英有关。众人都记得查建英的书《我的八十年代》，但我对她的兴趣，却希望能够读到她的方法论。事实上，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査建英是有文革无意识积淀的，但美国的留学、游历和思考让她的重构成为现实。是的，我特别希望能在宗陶的文章里，读到査建英在美国的学习与思想的轨迹。很有意思，我看见査建英甚至提到了著名的萨义德，还有著名的夏志清。萨义德多年以来的独立与纠结，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里程碑式的梳理，我相信一直都是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热点。遗憾得很，我看见宗陶轻易地将査建英放过，她没有沿着萨义德和夏志清继续展开。
怎样才能呈现一个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风景？即使语言再贴切，即使距离再靠近，我们也无法越过身体的阻拦。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包含着上帝的气息，所以我们永远猜不透别人，如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猜不透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精力放在周围的人和物体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真的认为宗陶没有与査建英深谈萨义德和夏志清，是一个缺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宗陶所写王元化篇章里。她说在王先生的客厅里，留下了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的身影，可是却没有将他们对王元化先生的回忆陈列出来。先生已走，他的思想留在了纸上，他的生命需要更多爱他的人们来共同剪辑，如同蒙太奇、如同纪录片一样。
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感谢李宗陶的，即使她没有说尽，事实上她也不可能说尽。但我们从此多了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一本好书的确就是一扇窗口，无心的人可以在外面看风景，有心的人却能走进窗口，去看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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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意识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我或者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观察与描述，显然是过于草率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中国媒体人，这种草率甚至接近了莽撞和狭隘。大概在我入行的头2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二元的心态在写作，仇富，或者是羡富。短暂的过渡之后，我被管理层面的工具理性吸引，比如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架构，甚至是财务分析，凡此种种的细节进入到我的写作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人的价值，当作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身上飘忽着的人性，以及积淀在他身上的历史被我视而不见之后，我想我差不多就成为一台枯燥的文字机器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
“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我相信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企业家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我必须走上经济学之路。而在我看来，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而在另外一个阅读状态下，我读到了黄仁宇关于戚继光的表述：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另外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人物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胳膊，看到他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的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由此，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观察者，要对企业家进行深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对于我而言，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我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当我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企业家的命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彼得·德鲁克，是他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我们的社会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
我是如此热衷于在这样的向度上观察企业家，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垄断是他工作的砝码，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家，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现在我认为，我就是按照上述路径来与柳传志先生对话的。他从国营企业出发，现在是一家股份制的跨国公司，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完全竞争领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当然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他还需要在这个四顾彷徨的体制内盘算，更重要的是，他此前的个人史，以及他之前的中国企业史，表明他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是的，在我看来，要读懂柳传志，差不多要读懂中国的百年企业史。或者说，我们要读懂柳传志，不仅要读懂他的技术，更要读懂他的思想。
我所了解的柳传志、起步于国有体制，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的市场遍及全球。他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一直在小心谨慎的碎步前进，他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所以，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既是体制内的精英，也是市场里的能手，他是老板，也是人大代表，他不仅思考企业的利润问题，也思考企业的制度转型问题，不仅思考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思考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他像一个多面手，也像一个分工不清的模糊人。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都来自历史，又成为历史。现在我相信，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就处在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变迁之中。（为某杂志而作，戏称为经验，博大方之家一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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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没有到来
杏树已经开花。
我看见神藏在花朵的中央
我看见树在神的目光里成长。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主啊，春天还没有到来
我不知道我能到哪里去。
这是人生第一堂功课
我坐在树枝上彷徨。
啊，春天还没有到来
神就要提前审判我。 -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如鲠在喉：为什么每次发生经济大萧条，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罪责归咎于自由经济，仿佛正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多年以来忽略政府层面的市场管理，才导致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于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开始理所当然地举起强力干预的旗帜，要救经济萧条于水火之中。更危险的是，这种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想法，不仅政府使用起来无所顾忌，来自市场里的各种声音也普遍赞同。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成了救世主。无论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我听见罗斯巴德一个人发出了不同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坚定但是微弱的声音，他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醒目的反思。在罗斯巴德看来，美国总统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的经济举措，就充满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谬误，以至于极大程度地强化和延续了经济大萧条。“胡佛在离任后留下一片狼藉，可在民主党的批评者眼里，这混乱的局面却被归咎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的悲情和荒诞之所在。至少到今天为止，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可能都还认为胡佛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出迅速而坚定的反应，他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勇敢地运用了没一样现代的经济工具，每一种先进的，甚至是文明的经济策略，并充分利用各种政府计划方式来对抗萧条。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第一次被公然放弃，历届政府的经济学方式被他弃之不顾。向来以自由竞争为旗的美国仿佛在胡佛的带领下，突然觉醒了。它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能力，而不受那些陈腐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束缚。在这场所谓的“觉醒”中，胡佛总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者，可正是这种无限放大政府权力的创新政策，却将美国带进了完全彻底的崩溃之中。
问题出在哪里呢？奥地利经济学派证明，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句警示恒言，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过度繁荣，事实上是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促动的，那么，当这种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一种惯性之后，它必然要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繁荣时代，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益处，相当于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对毒品的依赖性，而当经济萧条时代来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通货膨胀的既定思路，由政府大面积、大幅度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扭曲经济结构，甚至发展到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而正是这种大面积、大幅度的深层干预，最终加重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并让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修复的经济体长时间深深陷入萧条之中。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样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他甚至说，他所有的研究与写作，真的不是为了编织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神话，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而胡佛的全新方式又是如何通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干预，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加重到令人不能承受的水平。经过近百年的思辨，也经过历史沉重的发展，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府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断言，如果人类社会不在本质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济大萧条就不会构成我们生活的教训，而未来还会有更加严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在历史的路边，静静等候着我们。
泥沼中的希望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经济大萧条的周期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大的软肋。人们甚至由此认为，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当然不这么看问题。一切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我们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秩序，政府是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推手。无论何种政府，必然都是经过了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过滤，这导致政府行为在更大的层面，事实上是一些人的私人行为。由此，自由市场经济伟大的理念在这样的路径上遭到了曲解和破坏。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历史作证，自从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而在1968年到后来的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其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而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允诺，他们是要永恒地坚守金本位制度，防止美元的泡沫化的。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美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改而开始大面积扩大货币的供应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是这么做，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而经济就越来越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他们陷入了贫困。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在牢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合乎理论也合乎历史解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片泥沼中的希望之声。按照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分析，今天深处全球经济萧条的各国政府，其思路就应该是走出胡佛式的道路，转而走上真正的自由经济之路。首先，治愈漫长的可能会全面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要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组织和NGO机构的反对，甚至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伪造货币式的干预被约定俗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政府才是惟一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机构。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它的权力继续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漫卷全球的大萧条状态下，政府的全力不应该是扩大，而是缩小。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进一步唤醒整个人类对市场经济的敬畏，顺服市场，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充分尊重市场本身对经济萧条的调整过程，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令人悲伤的商业周期里看到希望的亮光。我们要相信，这种令人沮丧的商业周期，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政府计划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有人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与谬误。在这个经济崩溃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市场，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所谓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让市场的彻底归市场，让政府的彻底归给政府，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真正自由而无障碍的市场经济。
经不起推敲的4万亿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蒙悦纳的，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罗斯巴德对经济萧条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所接纳，虽然这些莫衷一是的国家在近百年来反复遭受商业周期的骚扰，但鼠目寸光的人们就是要继续走在一条陈旧的路上，而置罗斯巴德伟大的分析于不顾。
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我相信，在中国愿意沿着罗斯巴德的理论进行思考的人更少，少到有人提到罗斯巴德，人们会有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之感。我曾经听两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推介罗斯巴德的理论，提醒人们警惕政府干预的可怕后果，但我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更多的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在象牙塔里顾影自怜，杞人忧天。对于一个政府强力无所不在的国家，奥地利学派的确太陌生了，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
我相信，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一旦进入萧条期，就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医治。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世界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那个行业是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链条断裂了，基础设施几近饱和。惟一的可以执行的办法，是像凯恩斯主义设计的那样，请一些人挖掘坑道，再请一些人填满这些坑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人类的愚钝和荒谬在经济问题上竟然是如此不堪！了解日本经济史的人们仍然记得，1989年，当日本股市崩溃，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也是拿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推出多个财经刺激计划，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零利率。但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财政赤字多年超过GDP的5%，政府负债上升到GDP的160%，这种严重的透支，正是政府货币信贷扩张的结果，不仅将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服务业也开始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日本，并不见优势。如此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是一头回到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个艰巨的命题。我是如此期待人们能回到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体系中来，真正警惕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并以为这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唯一有持续性的道路。毕竟，对于眼前遇到的困难，凯恩斯主义不追问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的姿态，显然过于草率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本质意义上却是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我们不是市场化过热，我们是市场化不够，多年来我们的政府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这个市场所有的元素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依赖外需，这导致我们的经济终于走进了一场事关增长模型的大考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