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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书影

    有一种观点，说的是1930年代之后，中国再无大师，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当如此。这里所说1930年代，是指1930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众所周知，1930年之后，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救亡压倒启蒙，学术和艺术被彻底工具化、边缘化，真正潜心做学问，做艺术的人几近于零。国学方面，钱穆是最后的大师；社会学方面，费孝通在20年代后期写下了《江村经济》这样的扛鼎之作之后，再无新意；小说方面、鲁迅之后，只剩宵小；经济学方面当然是一片楚歌，一个国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拒绝市场，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经济学。

    生活的遗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显露无疑。我们不仅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甚至活在某种被人为修饰过的平庸的历史里。我说的是现代史，翻开那些千人一面的历史课本，我分明看见有一段历史丢失了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越过这段历史往前走，在前朝里寻找营养。我相信这样的姿态，已然成为一些真正的读书人约定俗成的阅读姿态。比如李宗陶，可能就是如此。

    所以，我应该要谢谢李宗陶的，她经年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找寻丢失的传统。

    “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3页）

这是余英时先生接受宗陶书面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视为读懂余先生的一把钥匙。应该说，先生的书我读了很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一直是我的案头重卷。在过去几年之内，我每次打开余先生的著作，就要叹息。为什么余英时先生能顺延陈寅恪、钱穆和胡适之的学术传统，成就一代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传统到我们一代，几乎就要丧失殆尽？除开时事的变迁，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因？换一个角度说，我读余英时先生的书，更多的可能是接受余先生的思想，我可能没有读懂余先生的方法。 

感谢宗陶，她的采访为我提供了一扇阅读余先生的窗口。首先当然是余先生自己所言，他一直在传统的现场之中，命运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余先生领悟到了传统的力量。这是命运对余英时先生的偏袒。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传统几乎就像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罪人，几代人轮番上阵，大行鞭笞，以至于到我们身上，对传统的不屑，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由此，我们这代人终于沦落为一群盲流，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显然，余英时先生是现代华人中少之又少的有根基的人，“温良恭俭让”等传统品格在他身上如影随形，所以他才经常提到“同情的了解”这样的学术方法。

“史学上所谓同情，并不是史学家滥施他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收敛个人的情感”，“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深入了解他为什么要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对于个别的人如此，对于一个群体也应如此”。（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4页》）

    我私下认为，宗陶这些年的工作中，独以这篇余英时访谈，最有厚度。如果说余英时先生是一幢房子，宗陶的工作则让我看到了房子的蓝图；如果说余先生是一面墙，宗陶的工作就像一扇窗口。过去的阅读都是浮光掠影，只有看了宗陶的文章，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余先生的世界。钱穆、杨联陞就不用赘述了，我能想象余先生的舅舅张仲怡身上那种乡间才子的模样，我也能看到黄仁宇先生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勤耕苦读的情景。那些已经发黄的名字，比如顾颉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陈垣、吕思勉、董作宾、翦伯赞、郭沫若，过去在我的世界里都是孤立的，现在借着余英时先生的思考，终于有了一种学术史层面的确立。

    某种意义上，这种沿着一道窗口呈现丰富信息的局面，一直是我写作的远景目标。好文章应该像一部优秀的黑白纪录片，没有那么清晰的主题，漫不经心地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我记得查建英的作品《国家公敌》，那么多不着边际的碎片串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悲伤，而是一个理想主义弥漫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彷徨。宏大叙事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路径来遮蔽掉蚂蚁一样的人们，查建英的作品能告诉你答案。

    感谢宗陶，她的工作与查建英有关。众人都记得查建英的书《我的八十年代》，但我对她的兴趣，却希望能够读到她的方法论。事实上，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査建英是有文革无意识积淀的，但美国的留学、游历和思考让她的重构成为现实。是的，我特别希望能在宗陶的文章里，读到査建英在美国的学习与思想的轨迹。很有意思，我看见査建英甚至提到了著名的萨义德，还有著名的夏志清。萨义德多年以来的独立与纠结，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里程碑式的梳理，我相信一直都是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热点。遗憾得很，我看见宗陶轻易地将査建英放过，她没有沿着萨义德和夏志清继续展开。

    怎样才能呈现一个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风景？即使语言再贴切，即使距离再靠近，我们也无法越过身体的阻拦。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包含着上帝的气息，所以我们永远猜不透别人，如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猜不透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精力放在周围的人和物体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真的认为宗陶没有与査建英深谈萨义德和夏志清，是一个缺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宗陶所写王元化篇章里。她说在王先生的客厅里，留下了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的身影，可是却没有将他们对王元化先生的回忆陈列出来。先生已走，他的思想留在了纸上，他的生命需要更多爱他的人们来共同剪辑，如同蒙太奇、如同纪录片一样。

    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感谢李宗陶的，即使她没有说尽，事实上她也不可能说尽。但我们从此多了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一本好书的确就是一扇窗口，无心的人可以在外面看风景，有心的人却能走进窗口，去看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如鲠在喉：为什么每次发生经济大萧条，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罪责归咎于自由经济，仿佛正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多年以来忽略政府层面的市场管理，才导致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于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开始理所当然地举起强力干预的旗帜，要救经济萧条于水火之中。更危险的是，这种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想法，不仅政府使用起来无所顾忌，来自市场里的各种声音也普遍赞同。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成了救世主。无论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我听见罗斯巴德一个人发出了不同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坚定但是微弱的声音，他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醒目的反思。在罗斯巴德看来，美国总统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的经济举措，就充满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谬误，以至于极大程度地强化和延续了经济大萧条。“胡佛在离任后留下一片狼藉，可在民主党的批评者眼里，这混乱的局面却被归咎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的悲情和荒诞之所在。至少到今天为止，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可能都还认为胡佛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出迅速而坚定的反应，他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勇敢地运用了没一样现代的经济工具，每一种先进的，甚至是文明的经济策略，并充分利用各种政府计划方式来对抗萧条。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第一次被公然放弃，历届政府的经济学方式被他弃之不顾。向来以自由竞争为旗的美国仿佛在胡佛的带领下，突然觉醒了。它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能力，而不受那些陈腐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束缚。在这场所谓的“觉醒”中，胡佛总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者，可正是这种无限放大政府权力的创新政策，却将美国带进了完全彻底的崩溃之中。

    问题出在哪里呢？奥地利经济学派证明，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句警示恒言，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过度繁荣，事实上是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促动的，那么，当这种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一种惯性之后，它必然要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繁荣时代，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益处，相当于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对毒品的依赖性，而当经济萧条时代来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通货膨胀的既定思路，由政府大面积、大幅度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扭曲经济结构，甚至发展到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而正是这种大面积、大幅度的深层干预，最终加重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并让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修复的经济体长时间深深陷入萧条之中。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样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他甚至说，他所有的研究与写作，真的不是为了编织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神话，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而胡佛的全新方式又是如何通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干预，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加重到令人不能承受的水平。经过近百年的思辨，也经过历史沉重的发展，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府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断言，如果人类社会不在本质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济大萧条就不会构成我们生活的教训，而未来还会有更加严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在历史的路边，静静等候着我们。

 

泥沼中的希望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经济大萧条的周期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大的软肋。人们甚至由此认为，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当然不这么看问题。一切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我们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秩序，政府是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推手。无论何种政府，必然都是经过了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过滤，这导致政府行为在更大的层面，事实上是一些人的私人行为。由此，自由市场经济伟大的理念在这样的路径上遭到了曲解和破坏。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历史作证，自从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而在1968年到后来的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其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而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允诺，他们是要永恒地坚守金本位制度，防止美元的泡沫化的。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美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改而开始大面积扩大货币的供应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是这么做，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而经济就越来越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他们陷入了贫困。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在牢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合乎理论也合乎历史解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片泥沼中的希望之声。按照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分析，今天深处全球经济萧条的各国政府，其思路就应该是走出胡佛式的道路，转而走上真正的自由经济之路。首先，治愈漫长的可能会全面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要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组织和NGO机构的反对，甚至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伪造货币式的干预被约定俗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政府才是惟一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机构。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它的权力继续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漫卷全球的大萧条状态下，政府的全力不应该是扩大，而是缩小。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进一步唤醒整个人类对市场经济的敬畏，顺服市场，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充分尊重市场本身对经济萧条的调整过程，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令人悲伤的商业周期里看到希望的亮光。我们要相信，这种令人沮丧的商业周期，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政府计划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有人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与谬误。在这个经济崩溃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市场，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所谓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让市场的彻底归市场，让政府的彻底归给政府，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真正自由而无障碍的市场经济。

 

经不起推敲的4万亿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蒙悦纳的，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罗斯巴德对经济萧条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所接纳，虽然这些莫衷一是的国家在近百年来反复遭受商业周期的骚扰，但鼠目寸光的人们就是要继续走在一条陈旧的路上，而置罗斯巴德伟大的分析于不顾。

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我相信，在中国愿意沿着罗斯巴德的理论进行思考的人更少，少到有人提到罗斯巴德，人们会有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之感。我曾经听两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推介罗斯巴德的理论，提醒人们警惕政府干预的可怕后果，但我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更多的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在象牙塔里顾影自怜，杞人忧天。对于一个政府强力无所不在的国家，奥地利学派的确太陌生了，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

我相信，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一旦进入萧条期，就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医治。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世界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那个行业是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链条断裂了，基础设施几近饱和。惟一的可以执行的办法，是像凯恩斯主义设计的那样，请一些人挖掘坑道，再请一些人填满这些坑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人类的愚钝和荒谬在经济问题上竟然是如此不堪！了解日本经济史的人们仍然记得，1989年，当日本股市崩溃，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也是拿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推出多个财经刺激计划，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零利率。但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财政赤字多年超过GDP的5%，政府负债上升到GDP的160%，这种严重的透支，正是政府货币信贷扩张的结果，不仅将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服务业也开始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日本，并不见优势。如此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是一头回到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个艰巨的命题。我是如此期待人们能回到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体系中来，真正警惕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并以为这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唯一有持续性的道路。毕竟，对于眼前遇到的困难，凯恩斯主义不追问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的姿态，显然过于草率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本质意义上却是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我们不是市场化过热，我们是市场化不够，多年来我们的政府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这个市场所有的元素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依赖外需，这导致我们的经济终于走进了一场事关增长模型的大考场之中。

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被一连串的工业事故缠绕。隔一段时间总有煤矿会坍塌，火车也会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偶尔相撞。一次焰火游戏，能叫摩天大楼熊熊燃烧，而一场地震，能震垮所有本来就单薄的校舍。看看这个时代，总是那些脸面深黑的矿工首先被吞没，总是那些还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首先被埋葬。这样的事故纷至沓来，我们先是落泪，继而是愤怒，接下来就是麻木，就是遗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我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年中因为事故死去的人有多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最终得到了什么赔偿；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死去了的人的亲人们该怎样继续活下去，他们内心的悲伤与绝望，有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款来给死难者进行赔偿。更让我不解的是，每次事故发生之后，就有最高领导的指示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但每次的情况却是，上一次的领导指示还有余温，新的事故却又大踏步地来了。

       这显然不是常态，肯定是某个本质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说：“我们从来无法保证百分百的人口免受百分百的生活危险与变动，但我们已经试图建构一种法律，它能给普通公民及其家庭在失业与老龄贫困时带来一定的保证”。罗斯福的这种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美国的一段艰难的事故历史。他当政的年代，尤其是此前半个世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工业事故最为频繁的时期。那是1900年代前后，每50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位每年因工作事故死亡或者伤残。如果以全体人口为样本，大约1000名美国人中每年有1位死于事故。对于那些危险工业内的工人，事故几率则更高出许多。仅仅1890年这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名工人在工作中丧生；而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名工人中就有1名丧生。最惊人的工业伤亡率出现在1850年、186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在那里，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人永久性伤残，还有6%的工人遭受暂时性的严重工伤。而在1907年的12月，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矿井爆炸，甚至一次性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

       如此扫描中美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事故史，会让我们发现两种现象。其一，可能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工业事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种后果都曾经或者正在以血淋淋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其二，这些不可回避的工业事故，曾经或者正在启发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显然，后者可能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我又注意到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6月说过的话：“工业事故成本的攀升，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做出勇敢的变革”。约翰·法里安·维特的著作《事故共和国》，讲述的正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他们的历史显然有着我们很陌生的发展轨迹：当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工业事故迅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现象。

历史作证，正是频频发生的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制度和法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大部分美国人因此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工业雇主，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进入20世纪，美国的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甚至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发起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并由此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联邦与各州共有28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1920年开始，罗斯福总统倡导的赔偿体制，在42个州落地生根，它以政府强制管理的保险体系取代了19世纪的普通法。美国人的《事故法》由此登堂入室，工业事故从此由一种普遍的困局过渡到了法律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整个20世纪、21世纪美国律师、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

       维特将醒目的工业事故史提升到美国法变革的高度进行观察，是想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甚至21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由此，美国才真正开始走出粗放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特征，包括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联邦制原则、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体制，都是从事故法开始。

这正是维特之所以要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事故共和国》的深意。一些看上去血腥、悲伤、简单的事故，却启发并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变革。从林肯时代到罗斯福时代，美国人的治理原则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移。从前，美国人眼里的事故可能仅仅界定在关于契约自由与私人所有权的意义和范围之内，但今天，美国人看事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分配契约自由所带来的风险，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上帝主权所赐予的“天赋人权”理念再一次成为历史演进的关键词。所以，维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专门借用了20世纪中期法学家格兰特·基尔默的话：这是一段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故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故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调查研究？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频繁的事故，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除非事到临头，我们才发现，那一声声的丧钟，并非只为他人而鸣。当那些凶恶的瓦斯爆炸，一口口陈年的矿井垮塌，当泥石流冲刷了村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要伸出援助之手的。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企业家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生命，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远离了事故现场。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拯救事故的主角。是的，政府总是在每次事故暴发之后，第一个来到现场，官员会落泪，个别人会因此丢掉官阶。但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像垄断所有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样，垄断了事故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事故；或者他们以为，更果断地处理事故，就可以减少新的事故的发生。但这次，他们又错了，政府这么做，不仅再一次堵死了社会救助通道，而且让政府本身的救助成本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不信任，整个社会因为频繁发生的工业事故，积累成为一个个醒目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的局面让人失望。按照美国的事故史，国家由事故切入，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民众也可以用内心的悲悯善意来参与其中。但结果却是，政府垄断再一次忽略了变革的契机，民众的旁观者姿态，让民众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个情绪急躁的火药桶。

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事故共和国》的经验意义就在这里。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思考工业事故，才能引发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并由此真正降低工业事故率，提高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美国人常说，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事故法领域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由广泛的NGO组织达成的监查系统。美国由此形成了一套极有效率的组织系统，这甚至包括了联邦制度、法院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制度、美国人数不足的公务员系统。

显然，我们如果在事故的问题上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整体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且永远无法最终解决频繁发生的事故问题。

        上月月底，韩国的李牧师来我家做客，我们聊起了上帝之拣选。我记得我说，上帝在万民之中拣选了我，而不是我在思虑之后，决定被上帝拣选，李牧师为此笑了起来。他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章16节，念给我听：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李牧师说，这段话其实隐含着神的三种恩典。其一，神赐予了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可以随意吃园中的果子，即使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也陈列在伊甸园里，人有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权利；其二，神只是用一种道德律令的方式，告诉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具体的道德建设，则属于个人的自由权利；第三，个体一直是人类社会思考的起点， 也是终点，神通过关怀每一个个体的人来实现他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这说明，如果我们忽视了个体建设，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世界，它注定多元、互动。即使是万物之主，也给我们预留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至于人究竟是选择罪恶， 还是选择永生，则是人的经济学命题。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人会选择品尝禁果，而不是选择永生，其中的理由众说纷纭，但经济人的理性正来源于此。多年之后， 我们受制于人类的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与神渐行渐远，当我们在一片虚无和空洞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创世纪之初为我们预留的自由选择意志再一次唤醒了我们，使我们在繁琐的成本和价格等等枯燥计算之中抬起头来，重新回到了自由本身。
        某种意义上， 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魅力所在。我想起了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是我们发展的原因， 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忽然觉得这样的表述充满了神的美意；我还想起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自由权利和市场经济应该是上帝所赐，它的优美在某种意义上约等于大自然之美，阳光、空气和雨水，事物之间的关系，彼此的差别和距离。比如我们无法解释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恰到好处，如同我们无法解释市场经济为什么就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经济。这显然不是一个天文学或者经济学课题，天文学、经济学只能解释是什么，却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
        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站在自由的基石上朝着神走去。比如我最近读到的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所著《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江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就是如此优秀之作。起初我购买此书，本是冲着译者王怡而去，但进入之后，发现书里更有深意。加尔文最重要的理念，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这确保欧洲开始从中世纪的神职专权的窒息中最终走了出来。加尔文在论及神在创造世界时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地位，神赐人思想和言语去宣扬神创造的荣耀，人代表所有无言无语的受造之物表达对神的感恩。由此出发， 人的自由和创造得到彰显。“在加尔文主义神学与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站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苏格兰，”这是王怡的话，而汪丁丁更是对书加以推崇：“尤其当你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时，因为斯密生活的时代恰好被涵盖于这位作者要叙述的历史时期，16-18世纪，斯密与苏格兰长老会关系密切，后者奉持的教义正是加尔文宗——加尔文主义神学在近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兴起之初就对这些思潮采取了一种最透彻的批判和否定。”
        关于加尔文，我们所知太少，而且多有误读，如同多年以来我们误读个人主义一样。每个人都是神的美意，每个人都不可被淹没，被替代。前年我集中读胡适之，发现我们对胡适之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阐释，其实先生对自己的界定，正在于个人主义精神。关于此，胡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人。沿着胡适之的路径，我开始阅读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多年以来， 对于更多的中国人而言， 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异端。我们习惯了集体主义教育，习惯了以某种整体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比如奥运会开幕式上蚂蚁一样奔跑的人们，让我们记住的是那些看上去优美的画面， 而不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独立的面孔。是的，我们看不到一张具体的脸，即使是一个唱儿歌的小姑娘，她的声音也来自别人，她可爱的脸仅仅是集体的一个表征。这正是个人主义精神严重缺失的结果。此时此刻，胡适之和麦克法兰的这部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胡适之一直到今天仍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事实上，他可能是中国进入现代化之前仅有的先知。人们对先知加以戕害，几成定律，麦克法兰的个人主义阐述也引发了激烈批评，因为他论证英国个人主义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是起源于13世纪或更早的英格兰，那时英格兰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
        个人主义的所有权是麦克法兰最重要的学术概念，他从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等多个维度加以阐释，使得这本看上去有些社会学气质的著作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经济学气质。中国的个人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学术路径中形成了更好的思考价值。我的意思是说， 随着家庭财产权和个体财产权的不断彰显，在一个可以期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个人主义精神将可能逐渐形成，它不再是胡适之先生教化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之后的副产品。
       沿着如此向度，我自己认定，中国大地上目前的人口流动现象，除了生存需求的动因，个人主义精神可能也是潜在动机之一。由此我想起了高洪的一本书，名为《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当然，高洪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思考，对个人主义的诉求不曾涉及，但翻他的书，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奥巴马承认，他能站在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上，本身就已意义非凡。奥巴马的父亲是一个外国留学生，他原本生于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小的时候还放过羊，上的学校简陋不堪，屋顶上仅有块铁皮来遮风挡雨。而他的父亲，也就是奥巴马的祖父，不过是个普通的厨子，还做过家佣。
        奥巴马的轨迹让我感慨。正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氛围让奥巴马成为可能。我把他的故事说给朋友们听，我甚至设想着在中国的亿万流动人口中，将来某一天也会出现奥巴马的影子。朋友们笑话我天真，笑话我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说，你别做梦了，即使让我们的流动人口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张北京户口薄或者是上海户口薄，都会遥遥无期；即使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骑着自行车游走， 也可能遭受到警察的盘问和殴打；即使你走进了法庭， 那可以为你作证的母亲也会突然失踪，而你只能哑口无言，无言的愤怒，愤怒得像一个野蛮人，野蛮得像旧时的土匪，杀人如麻，两手沾满了血腥，似乎你生来就只有选择杀人而不选择幸福的权利。

   文/ 刘丽君

        盛宣怀，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民族工业的领军人物，一生都是在非议声中度过。资政院议员曾经总结他的四大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表示“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盛宣怀的一生并非无可争议，但如果争议全部变成非议，那就有些问题了。在《局限》里，苏小和先生指出唐万新、顾雏军、倪润峰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盛宣怀曾“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也曾“分别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
        我们似乎很容易对这些行为作出判断，但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会发现其中是非相互交错，几乎没法一概而论。2004年，原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的“投机倒把”案改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林桃森无罪。这时，林桃森已经病故8年，距离他被判无期徒刑已有18年。在体制性障碍没有排除的情况下，通过一些非常手段迂回绕过这种障碍，就成为一种“原罪”。
        中国企业家的“原罪”，至少从19世纪就已经产生。我们一直习惯于让个人承担“原罪”的全部责任，却忽视了制度性反思。这样说绝对没有为中国企业家全盘开脱的意思，但是正如苏小和所说，中国民营企业还处在“非制度生存”的阶段，有时不但无法获得制度保障，还需要面对各种制度瓶颈。再加上企业家们自身的问题，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他指出“德隆之死在于唐万新等人宿命般的社会责任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比简单的道德指责更有说服力，同时也揭示了问题背后的悖论。在一些案件事发之后，当事人常被描述为居心叵测的毁灭者，事实上，没有谁愿意看到最后的晚餐，毁灭企业的有时不是私心，而是拯救企业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家的命运才具有特别的悲剧性。
        《局限》呈现了嘉利来、湖南电广、德隆、红豆、百度等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自始至终都闪现着苏小和具有批判性的眼光。这种带有理论性的分析并没有使得该书丧失可读性，《魏文彬在2003年》讲述了远比“超级女声”还要残酷的PK故事，其中一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每年车队维修费用在3000万元以上，如果自建修理厂，可望节省1000万，作为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居然无法对车队施行节约成本的措施。《孙成钢的泛政治化经营》讲述了“兄弟阋于墙”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胜负盈亏，也是一些细节。孙成钢曾经写过一本名叫《新人性》的书，据说积累了近20年，写作时间只有3个月，有一天写了35000字。看来这位企业家不仅写作速度惊人，打字速度也非同一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口述、秘书整理。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论述了“个人崇拜的最大好处是提高效率”。
        苏小和没有以制度瓶颈为由，把问题全部推在个人身上，也没有以个人道德为由，把问题全部推在制度身上。不能把唐万新等同于盛宣怀，魏文彬和孙成钢更是截然不同，当代中国本土企业家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但《局限》提醒我们注意，当代中国本土企业面临着具有相似性的命运，这种命运背后隐藏着具有相似性的制度性问题。正如盛宣怀、袁世凯、孙中山，没有人会把他们混为一谈，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相似的问题，只是最后寻求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在谈论他们之前，首先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