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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意识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我或者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观察与描述，显然是过于草率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中国媒体人，这种草率甚至接近了莽撞和狭隘。大概在我入行的头2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二元的心态在写作，仇富，或者是羡富。短暂的过渡之后，我被管理层面的工具理性吸引，比如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架构，甚至是财务分析，凡此种种的细节进入到我的写作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人的价值，当作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身上飘忽着的人性，以及积淀在他身上的历史被我视而不见之后，我想我差不多就成为一台枯燥的文字机器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

“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我相信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企业家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我必须走上经济学之路。而在我看来，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而在另外一个阅读状态下，我读到了黄仁宇关于戚继光的表述：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另外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人物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胳膊，看到他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的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由此，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观察者，要对企业家进行深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对于我而言，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我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当我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企业家的命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彼得·德鲁克，是他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我们的社会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

我是如此热衷于在这样的向度上观察企业家，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垄断是他工作的砝码，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家，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现在我认为，我就是按照上述路径来与柳传志先生对话的。他从国营企业出发，现在是一家股份制的跨国公司，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完全竞争领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当然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他还需要在这个四顾彷徨的体制内盘算，更重要的是，他此前的个人史，以及他之前的中国企业史，表明他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是的，在我看来，要读懂柳传志，差不多要读懂中国的百年企业史。或者说，我们要读懂柳传志，不仅要读懂他的技术，更要读懂他的思想。

我所了解的柳传志、起步于国有体制，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的市场遍及全球。他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一直在小心谨慎的碎步前进，他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所以，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既是体制内的精英，也是市场里的能手，他是老板，也是人大代表，他不仅思考企业的利润问题，也思考企业的制度转型问题，不仅思考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思考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他像一个多面手，也像一个分工不清的模糊人。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都来自历史，又成为历史。现在我相信，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就处在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变迁之中。（为某杂志而作，戏称为经验，博大方之家一笑耳）

        我要提到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风雨读书声》（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这是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最近几年的读书随笔精华。我愿意在两个向度上力荐这本书。其一，我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通识教育”辅导书。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把读书当成谋生训练课的时候，《风雨读书声》沿着人的建设和价值寻找的路径，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参考。其二，目前国内读书媒体中，大多数媒体要么简单陈列读书新闻，要么在象牙塔里掉书袋，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是罕有的通过读书抵达公共关怀的大好媒体。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三联书店，2008年11月出版）。这本书曾由香港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是大陆第一次刊行其简体字版。这当然是一本小册子，五六万字的篇幅，但包容量却很大，百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在其中闪烁，历史的细节纷至沓来，让后来人不胜唏嘘。我读到了当年《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梁启超笔锋当然卓然，但《民报》阵营中的章太炎、汪精卫、孙中山，也当仁不让。《民报》的发刊词还是孙文所作，首先把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主义连贯起来说出，提倡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过梁启超先生不赞成社会革命，他驳斥了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意见，对《民报》的土地国有论，作为了三个方面的驳斥，认为在财政上、经济上、社会问题上，都不应该采取国有政策。
        一百年过去了，当所有的中国人都混迹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时，忽然发现梁启超先生早就为我们说出了常识，可是人们却对先生的话忽略了百年。国家迷茫、凋敝，个人生活一代比一代凄惶。身处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何坚守住常识，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新春又临，我听见时间哗哗地，从我身体里流过，不回头，也不悲伤。可是我是悲伤的，我看见时间哗哗地从我手中穿过，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渐渐苍老的脸。前几日，堵在国贸桥下，收音机里传来“小小少年”的歌曲，歌声依然年轻，可是我已经老了。一起走过来的人们啊，我们都老了，只有歌声停留在时间的岸边，偶尔随风飘过来，唤起我们挥之不去的虚无。

        一位少年在树林里歌唱
        他的歌声比黄鹂鸟还要尖细。
        我多么怀念那种单薄的声线啊
        可惜我永远也回不去了。

        是的，我再也回不去了，只能跟着神的脚步朝前走。
        正月初一，北京，苏，谨记。

       

        这是一部偶然之书。我的意思是说，她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列。记得是2008年的开春时节，吴晓波先生来北京开会，他说到了一个课题，打算就地标、事件和人物三个向度来呈现1949年至2008年中国60年的发展印象。并有意邀请我来写作人物部分。
        我稍作掂量，竟然迅速应承下来，一来我以为人物观察应该是我的长项，第二则是我以为，从中国人的个体命运出发来思考国家与时代的命运，可能不那么空洞。不过等我展开写作，却发现难度不小。60年，60个人物，集中在一本书里，每个人物不能超过4500字。如此小容量的篇幅，想要呈现丰富的史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只能选择在写作维度上取巧。
        有些维度是我一向热爱的。比如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理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念：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方法；亚当·斯密和帕累托的经济人理性观念；还有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不愿意放弃的个人主义诉求。也就是说，我试图沿着自由、权利、经济人和个体价值等维度，对60年来的中国人进行一次有别于传统教材的另类阐释，将个体的命运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呈现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状态，并由此还原中国个体生命的权利与尊严。
        当这样的写作进行到中途，我又有意识地引入了另外一个维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向度，因为我发现，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神的普世之爱仍然光照着所有的中国人。
        如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她的方法论价值显然远远大于她的史料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试图在这本书里品尝新鲜史料的读者们可能要失望了。不过即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被我援引过的所有著作、报刊文章、纪录片，以及一些优秀的博客资料。我们已经尽可能将所有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注释，但一些更加重要的文献可能被我们忽略，没有来得及标注，一些资料的详细位置也可能不太清晰。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对不起所有辛苦劳动的写作者，也对不起我们所写到的一个个醒目的人。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写作都是一次难得的时间旅行。如同胡风所言，1949年的确是一段新的历史时间的开始，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这样的历史里起起落落。当我们写到林昭，她所写的血书几乎让我们窒息，当我们写到孙志刚，他的死亡又让我们嚎啕。而当我们写到周正龙，这个在2008年理直气壮撒谎的农民，则让我们彻底无语。这注定是一段醒目的断代史，所有人的命运都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感谢赵路，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天资聪颖，恒久忍耐，她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所当然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现在是深秋，北京看上去比过去高远很多，云朵搁在空中，天空仿佛刚刚洗过。遛狗的人们要去街心公园，孩子们走在放学的路上，这难得的洁净，让我们希望倍增。愿所有已经消失的人羡慕今天的进步，愿所有正在行走的人加倍努力。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愿所有的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愿神保佑我们。
   
                                                                       苏小和 
                                                                           2008年10月18日

(苏按：前日和朋友张先生聊天，说到了我的信仰，一口气说开去，发现我爱神竟然有了自己成体系的理解，感谢神，感谢这位好朋友，欣慰以记之。)

张 : 你觉得自己的信仰对工作有影响么？我觉得你是有信仰的人。
苏 :我信基督啊，还很虔敬。至高的信仰，让自己谦虚，同时又能让自己视野开阔。
张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了信仰？
苏 :信仰是一个神奇的事物，只有进了窄门，方能领略其中的美好
两个原因吧，第一是我长达20年的关于死亡的思考，亲人的离去，让我匪夷所思，也让我看淡人生，虚无感大于当下的快乐感，痛苦成为生活的主题，我想越过这些，而不得。第二，是我有一个朋友，她信了基督，此前她是一个焦躁，任性，虚荣，完全不自省的女孩子，但耶稣的道路改变了她，我从她哪里看到了令人惊讶的生命变化
张 :那你觉得这是信仰呢 还是寄托呢
苏 :在信之前，应该是寄托；在信之后，耶稣与我同在，就成为生命的主体。
张 :那你觉得今天的浮躁的中国需要信仰的力量么？
苏 :赵晓说过了，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是无望的，我完全同意。
张 :那在你的辞典里 信仰是指耶稣么？
苏 :当然，惟一的救世主
张 :那不太狭窄了么？
苏 :不，刚好相反，是我们抵达了无限，形成了永恒。
张 :那你怎么看待其他宗教？
苏 :梁文道说到佛教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非常赞赏，他说佛教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你应该知道，佛，是一个人，和你我一样，可能他是一个有神秘感的，有良好道德体系，有伦理影响力的优秀的人，但你也应该知道，对任何人的神化，可能都有局限性。
张 :那耶稣呢
苏 :耶稣是神啊，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赎罪的。你知道他的母亲是怀上了圣灵的果实，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男人。
张 :那你怎么看其他坚定的信仰者？
苏 :站在有限范围内，我尊重个人信仰的多元性，但当我们指向无限的场域，我认为他们遗憾了一些。他们可能是信仰人类普世价值，比如博爱，宽容，和平，平等，怜悯，这些品质都是好的品质，但信仰这些，不是对神有信仰。
张 :那没有信仰的人呢？
苏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耶稣的救赎，是奔着所有的人而来。没有信仰的人，同样会得到神的眷顾，耶稣说了，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神的爱，是普世的。
张 :那你看时下的中国 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信仰占据主流的思想？
苏 : 我不知道，但我会为此祷告，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希望更多的人因为耶稣而因信称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轨迹，从早期的欧洲，到五月花之后的美国，再到今天的韩国，基督之爱已经很广博了。
张 :冒昧的问一下 您的信仰具体是指？
苏 :基督教，准确地说，是新教，是经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韦伯写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所指的新教。
张 :嗯 这个我信
苏 :多好，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眷顾。
张 :没 别误解 其实我是指我相信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
苏 :你这么解释，说明你抬高了你的理性，换句话说，就是骄傲，哈哈，为什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因果关系？
张 :因为在此之前的信仰无法解释
苏 :如同为什么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为什么我们的地球刚好有美好的空气和水，还有阳光？这都不是理性可以回答的问题。
张 :我们默认这是事实
苏 :理性真的是有限的，所以爱因斯坦说，他能找到相对论，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足够谦卑，而你所说的默认，显然不是终极问题。
张 :我对信仰的认识很模糊，我相信会有一种思想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很多道理，但是耶稣无法解释我的疑问。
苏 :说到底，我们寻找神，就是寻找终极关怀，这个终极，一定是不可以继续细分的。而一旦当你认为耶稣无法解释你的疑问，我还是提醒你，你首先应该问自己，你了解耶稣多少？
张 说:我只看过圣经 没能说服我。
苏 :那我再问你，你真的认为你读懂了圣经么
张 :我没有非要理解的心，但是觉得应该了解一下。
苏 :我还想说，圣经不是一部书，她是神的话，是圣灵的运行，把圣经当成一部知识，一部历史，显然还是在理性的范围，任何一个多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会认为圣经太丰富，没有人能都彻底了解。比如爱迪生，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他们读圣经，最后收获的，是深深的敬畏，而正是这样的敬畏，帮助这些大科学家打开了发现之门。或者说，上帝给他们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如此，用理性的方法来阐释无限，阐释圣经，方法论上是无法支持的。我不是说服你，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理解，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人来说服的，而是来自神的感动。
张 :那谁又是圣经的作者呢
苏 :圣经的作者，这要看那一部分，创世纪，出埃及记，等，是摩西，而摩西是神耶和华选用的先知。
张 :那你的信仰还是建立在自己需要慰藉的基础上。
苏 :这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你不需要神的慰藉么？我知道我是无力的，所以我祈求神的恩赐。
张 :每个人都需要慰藉 但一定要是神么
苏 :那你试试，你能通过什么寻找到最美好的，永远不离不弃的慰藉？
张 :人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但很不稳定，我承认。
苏 :那好，哈哈。
张 :别说天上的事情了 耶稣会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样的指导？
苏 :这是我的工作之一啊。我一直在调查。有机会把我做的案例给你指导。很难一句话说明，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企业家，肯定不会像黄光裕一样的贪婪，也不会像周正毅一样的撒谎。比尔盖兹，巴菲特，都是基督徒，还有韦尔奇。
张 :王永庆呢？
苏 :我不了解
张 :他死前的遗言让我很敬佩。
http://wxlaw.fyfz.cn/blog/wxlaw/index.aspx?blogid=404644
苏 :我看了，王永庆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他是一个蒙神的福的人。因为圣经里说，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王永庆这么说出来了。
张 :那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平 这么多的贫穷
苏 :按照韦伯的研究，贫穷的地区和人，大致上远离上帝。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张 :菲律宾信教的也多。
苏 :菲律宾还可以吧，他们有点混杂，在东南亚，菲律宾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吧。有一段时期，菲律宾是韩国市场经济的依托，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依赖于美国一样。韩国曾经也搞资源消耗，人力密集，粗放的浅加工。
张 :那你怎么解释阿根廷的衰败？
苏 :你所说的阿根廷的衰败，是和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换一个参照系，你的观点不见得有道理。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家，都是天主教为主体，你看巴西的高山上，有着上帝张开双臂的巨大雕像。
张 :对 这我知道
苏 :天主教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偶像崇拜，在新教之后，一切的偶像崇拜都是不可以的，即使是上帝的偶像，耶稣的偶像，我们人类都不能拜。第二，就是人信仰上帝，必须借助一个中介：神父。而你知道，神父是一个具体的人。新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伟大，在于他发现，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每个人都是祭司，不需要中介，这意味着，在上帝的名义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你去看，新教聚会的场所，只有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没有任何画像，雕塑。凡是你看到有画像，有雕塑的教堂，都是天主教。这是很了不起的制度设计啊，来自上帝的设计。比如，如果你是神父，我爱上帝，首先需要你的同意，这意味着，我首先是你的奴隶，而你，不过和我一样，是一个人。
张 :这么说来 我去过的还都是天主教教堂。那在你的信仰里，看到侮辱蔑视主的行为，你会有让他改信的冲动么？
苏 :不会，我会为他祷告，但我首先必须是宽容的。
张 :那你有信仰上的优越感
苏 :恩，应该说是信仰的终极感。优越，如果是说我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我承认我有。今天怎么忽然和我说信仰啊。张老师温柔善良，肯定有一天会被神拣选的。
张 :没什么，只是那天看你给本刊写的稿件，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人，今天想求证下。苏老师不说了么？我不信主，主也会让我上天堂的，不然那就不是主的爱了。
苏 :恩，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