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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书影

    有一种观点，说的是1930年代之后，中国再无大师，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当如此。这里所说1930年代，是指1930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众所周知，1930年之后，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救亡压倒启蒙，学术和艺术被彻底工具化、边缘化，真正潜心做学问，做艺术的人几近于零。国学方面，钱穆是最后的大师；社会学方面，费孝通在20年代后期写下了《江村经济》这样的扛鼎之作之后，再无新意；小说方面、鲁迅之后，只剩宵小；经济学方面当然是一片楚歌，一个国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拒绝市场，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经济学。

    生活的遗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显露无疑。我们不仅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甚至活在某种被人为修饰过的平庸的历史里。我说的是现代史，翻开那些千人一面的历史课本，我分明看见有一段历史丢失了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越过这段历史往前走，在前朝里寻找营养。我相信这样的姿态，已然成为一些真正的读书人约定俗成的阅读姿态。比如李宗陶，可能就是如此。

    所以，我应该要谢谢李宗陶的，她经年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找寻丢失的传统。

    “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3页）

这是余英时先生接受宗陶书面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视为读懂余先生的一把钥匙。应该说，先生的书我读了很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一直是我的案头重卷。在过去几年之内，我每次打开余先生的著作，就要叹息。为什么余英时先生能顺延陈寅恪、钱穆和胡适之的学术传统，成就一代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传统到我们一代，几乎就要丧失殆尽？除开时事的变迁，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因？换一个角度说，我读余英时先生的书，更多的可能是接受余先生的思想，我可能没有读懂余先生的方法。 

感谢宗陶，她的采访为我提供了一扇阅读余先生的窗口。首先当然是余先生自己所言，他一直在传统的现场之中，命运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余先生领悟到了传统的力量。这是命运对余英时先生的偏袒。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传统几乎就像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罪人，几代人轮番上阵，大行鞭笞，以至于到我们身上，对传统的不屑，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由此，我们这代人终于沦落为一群盲流，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显然，余英时先生是现代华人中少之又少的有根基的人，“温良恭俭让”等传统品格在他身上如影随形，所以他才经常提到“同情的了解”这样的学术方法。

“史学上所谓同情，并不是史学家滥施他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收敛个人的情感”，“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深入了解他为什么要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对于个别的人如此，对于一个群体也应如此”。（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思虑中国34页》）

    我私下认为，宗陶这些年的工作中，独以这篇余英时访谈，最有厚度。如果说余英时先生是一幢房子，宗陶的工作则让我看到了房子的蓝图；如果说余先生是一面墙，宗陶的工作就像一扇窗口。过去的阅读都是浮光掠影，只有看了宗陶的文章，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余先生的世界。钱穆、杨联陞就不用赘述了，我能想象余先生的舅舅张仲怡身上那种乡间才子的模样，我也能看到黄仁宇先生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勤耕苦读的情景。那些已经发黄的名字，比如顾颉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陈垣、吕思勉、董作宾、翦伯赞、郭沫若，过去在我的世界里都是孤立的，现在借着余英时先生的思考，终于有了一种学术史层面的确立。

    某种意义上，这种沿着一道窗口呈现丰富信息的局面，一直是我写作的远景目标。好文章应该像一部优秀的黑白纪录片，没有那么清晰的主题，漫不经心地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碎片。我记得查建英的作品《国家公敌》，那么多不着边际的碎片串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悲伤，而是一个理想主义弥漫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彷徨。宏大叙事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路径来遮蔽掉蚂蚁一样的人们，查建英的作品能告诉你答案。

    感谢宗陶，她的工作与查建英有关。众人都记得查建英的书《我的八十年代》，但我对她的兴趣，却希望能够读到她的方法论。事实上，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査建英是有文革无意识积淀的，但美国的留学、游历和思考让她的重构成为现实。是的，我特别希望能在宗陶的文章里，读到査建英在美国的学习与思想的轨迹。很有意思，我看见査建英甚至提到了著名的萨义德，还有著名的夏志清。萨义德多年以来的独立与纠结，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里程碑式的梳理，我相信一直都是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热点。遗憾得很，我看见宗陶轻易地将査建英放过，她没有沿着萨义德和夏志清继续展开。

    怎样才能呈现一个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风景？即使语言再贴切，即使距离再靠近，我们也无法越过身体的阻拦。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包含着上帝的气息，所以我们永远猜不透别人，如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猜不透别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精力放在周围的人和物体上。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真的认为宗陶没有与査建英深谈萨义德和夏志清，是一个缺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宗陶所写王元化篇章里。她说在王先生的客厅里，留下了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的身影，可是却没有将他们对王元化先生的回忆陈列出来。先生已走，他的思想留在了纸上，他的生命需要更多爱他的人们来共同剪辑，如同蒙太奇、如同纪录片一样。

    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感谢李宗陶的，即使她没有说尽，事实上她也不可能说尽。但我们从此多了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一本好书的确就是一扇窗口，无心的人可以在外面看风景，有心的人却能走进窗口，去看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

“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我相信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企业家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我必须走上经济学之路。而在我看来，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而在另外一个阅读状态下，我读到了黄仁宇关于戚继光的表述：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另外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人物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胳膊，看到他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的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由此，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观察者，要对企业家进行深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对于我而言，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我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当我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企业家的命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彼得·德鲁克，是他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我们的社会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

我是如此热衷于在这样的向度上观察企业家，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垄断是他工作的砝码，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家，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现在我认为，我就是按照上述路径来与柳传志先生对话的。他从国营企业出发，现在是一家股份制的跨国公司，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完全竞争领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当然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他还需要在这个四顾彷徨的体制内盘算，更重要的是，他此前的个人史，以及他之前的中国企业史，表明他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是的，在我看来，要读懂柳传志，差不多要读懂中国的百年企业史。或者说，我们要读懂柳传志，不仅要读懂他的技术，更要读懂他的思想。

我所了解的柳传志、起步于国有体制，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的市场遍及全球。他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一直在小心谨慎的碎步前进，他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所以，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既是体制内的精英，也是市场里的能手，他是老板，也是人大代表，他不仅思考企业的利润问题，也思考企业的制度转型问题，不仅思考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思考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他像一个多面手，也像一个分工不清的模糊人。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都来自历史，又成为历史。现在我相信，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就处在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变迁之中。（为某杂志而作，戏称为经验，博大方之家一笑耳）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如鲠在喉：为什么每次发生经济大萧条，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罪责归咎于自由经济，仿佛正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多年以来忽略政府层面的市场管理，才导致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于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开始理所当然地举起强力干预的旗帜，要救经济萧条于水火之中。更危险的是，这种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想法，不仅政府使用起来无所顾忌，来自市场里的各种声音也普遍赞同。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成了救世主。无论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我听见罗斯巴德一个人发出了不同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坚定但是微弱的声音，他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醒目的反思。在罗斯巴德看来，美国总统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的经济举措，就充满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谬误，以至于极大程度地强化和延续了经济大萧条。“胡佛在离任后留下一片狼藉，可在民主党的批评者眼里，这混乱的局面却被归咎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的悲情和荒诞之所在。至少到今天为止，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可能都还认为胡佛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出迅速而坚定的反应，他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勇敢地运用了没一样现代的经济工具，每一种先进的，甚至是文明的经济策略，并充分利用各种政府计划方式来对抗萧条。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第一次被公然放弃，历届政府的经济学方式被他弃之不顾。向来以自由竞争为旗的美国仿佛在胡佛的带领下，突然觉醒了。它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能力，而不受那些陈腐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束缚。在这场所谓的“觉醒”中，胡佛总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者，可正是这种无限放大政府权力的创新政策，却将美国带进了完全彻底的崩溃之中。

    问题出在哪里呢？奥地利经济学派证明，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句警示恒言，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过度繁荣，事实上是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促动的，那么，当这种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一种惯性之后，它必然要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繁荣时代，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益处，相当于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对毒品的依赖性，而当经济萧条时代来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通货膨胀的既定思路，由政府大面积、大幅度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扭曲经济结构，甚至发展到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而正是这种大面积、大幅度的深层干预，最终加重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并让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修复的经济体长时间深深陷入萧条之中。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样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他甚至说，他所有的研究与写作，真的不是为了编织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神话，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而胡佛的全新方式又是如何通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干预，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加重到令人不能承受的水平。经过近百年的思辨，也经过历史沉重的发展，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府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断言，如果人类社会不在本质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济大萧条就不会构成我们生活的教训，而未来还会有更加严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在历史的路边，静静等候着我们。

泥沼中的希望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经济大萧条的周期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大的软肋。人们甚至由此认为，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当然不这么看问题。一切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我们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秩序，政府是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推手。无论何种政府，必然都是经过了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过滤，这导致政府行为在更大的层面，事实上是一些人的私人行为。由此，自由市场经济伟大的理念在这样的路径上遭到了曲解和破坏。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历史作证，自从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而在1968年到后来的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其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而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允诺，他们是要永恒地坚守金本位制度，防止美元的泡沫化的。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美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改而开始大面积扩大货币的供应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是这么做，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而经济就越来越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他们陷入了贫困。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在牢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合乎理论也合乎历史解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片泥沼中的希望之声。按照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分析，今天深处全球经济萧条的各国政府，其思路就应该是走出胡佛式的道路，转而走上真正的自由经济之路。首先，治愈漫长的可能会全面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要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组织和NGO机构的反对，甚至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伪造货币式的干预被约定俗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政府才是惟一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机构。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它的权力继续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漫卷全球的大萧条状态下，政府的全力不应该是扩大，而是缩小。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进一步唤醒整个人类对市场经济的敬畏，顺服市场，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充分尊重市场本身对经济萧条的调整过程，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令人悲伤的商业周期里看到希望的亮光。我们要相信，这种令人沮丧的商业周期，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政府计划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有人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与谬误。在这个经济崩溃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市场，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所谓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让市场的彻底归市场，让政府的彻底归给政府，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真正自由而无障碍的市场经济。

经不起推敲的4万亿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蒙悦纳的，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罗斯巴德对经济萧条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所接纳，虽然这些莫衷一是的国家在近百年来反复遭受商业周期的骚扰，但鼠目寸光的人们就是要继续走在一条陈旧的路上，而置罗斯巴德伟大的分析于不顾。

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我相信，在中国愿意沿着罗斯巴德的理论进行思考的人更少，少到有人提到罗斯巴德，人们会有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之感。我曾经听两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推介罗斯巴德的理论，提醒人们警惕政府干预的可怕后果，但我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更多的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在象牙塔里顾影自怜，杞人忧天。对于一个政府强力无所不在的国家，奥地利学派的确太陌生了，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

我相信，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一旦进入萧条期，就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医治。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世界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那个行业是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链条断裂了，基础设施几近饱和。惟一的可以执行的办法，是像凯恩斯主义设计的那样，请一些人挖掘坑道，再请一些人填满这些坑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人类的愚钝和荒谬在经济问题上竟然是如此不堪！了解日本经济史的人们仍然记得，1989年，当日本股市崩溃，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也是拿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推出多个财经刺激计划，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零利率。但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财政赤字多年超过GDP的5%，政府负债上升到GDP的160%，这种严重的透支，正是政府货币信贷扩张的结果，不仅将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服务业也开始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日本，并不见优势。如此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是一头回到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个艰巨的命题。我是如此期待人们能回到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体系中来，真正警惕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并以为这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唯一有持续性的道路。毕竟，对于眼前遇到的困难，凯恩斯主义不追问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的姿态，显然过于草率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本质意义上却是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我们不是市场化过热，我们是市场化不够，多年来我们的政府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这个市场所有的元素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依赖外需，这导致我们的经济终于走进了一场事关增长模型的大考场之中。

       这显然不是常态，肯定是某个本质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说：“我们从来无法保证百分百的人口免受百分百的生活危险与变动，但我们已经试图建构一种法律，它能给普通公民及其家庭在失业与老龄贫困时带来一定的保证”。罗斯福的这种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美国的一段艰难的事故历史。他当政的年代，尤其是此前半个世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工业事故最为频繁的时期。那是1900年代前后，每50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位每年因工作事故死亡或者伤残。如果以全体人口为样本，大约1000名美国人中每年有1位死于事故。对于那些危险工业内的工人，事故几率则更高出许多。仅仅1890年这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名工人在工作中丧生；而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名工人中就有1名丧生。最惊人的工业伤亡率出现在1850年、186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在那里，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人永久性伤残，还有6%的工人遭受暂时性的严重工伤。而在1907年的12月，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矿井爆炸，甚至一次性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

       如此扫描中美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事故史，会让我们发现两种现象。其一，可能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工业事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种后果都曾经或者正在以血淋淋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其二，这些不可回避的工业事故，曾经或者正在启发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显然，后者可能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我又注意到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6月说过的话：“工业事故成本的攀升，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做出勇敢的变革”。约翰·法里安·维特的著作《事故共和国》，讲述的正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他们的历史显然有着我们很陌生的发展轨迹：当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工业事故迅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现象。

历史作证，正是频频发生的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制度和法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大部分美国人因此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工业雇主，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进入20世纪，美国的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甚至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发起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并由此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联邦与各州共有28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1920年开始，罗斯福总统倡导的赔偿体制，在42个州落地生根，它以政府强制管理的保险体系取代了19世纪的普通法。美国人的《事故法》由此登堂入室，工业事故从此由一种普遍的困局过渡到了法律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整个20世纪、21世纪美国律师、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

       维特将醒目的工业事故史提升到美国法变革的高度进行观察，是想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甚至21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由此，美国才真正开始走出粗放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特征，包括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联邦制原则、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体制，都是从事故法开始。

这正是维特之所以要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事故共和国》的深意。一些看上去血腥、悲伤、简单的事故，却启发并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变革。从林肯时代到罗斯福时代，美国人的治理原则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移。从前，美国人眼里的事故可能仅仅界定在关于契约自由与私人所有权的意义和范围之内，但今天，美国人看事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分配契约自由所带来的风险，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上帝主权所赐予的“天赋人权”理念再一次成为历史演进的关键词。所以，维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专门借用了20世纪中期法学家格兰特·基尔默的话：这是一段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故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故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调查研究？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频繁的事故，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除非事到临头，我们才发现，那一声声的丧钟，并非只为他人而鸣。当那些凶恶的瓦斯爆炸，一口口陈年的矿井垮塌，当泥石流冲刷了村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要伸出援助之手的。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企业家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生命，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远离了事故现场。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拯救事故的主角。是的，政府总是在每次事故暴发之后，第一个来到现场，官员会落泪，个别人会因此丢掉官阶。但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像垄断所有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样，垄断了事故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事故；或者他们以为，更果断地处理事故，就可以减少新的事故的发生。但这次，他们又错了，政府这么做，不仅再一次堵死了社会救助通道，而且让政府本身的救助成本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不信任，整个社会因为频繁发生的工业事故，积累成为一个个醒目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的局面让人失望。按照美国的事故史，国家由事故切入，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民众也可以用内心的悲悯善意来参与其中。但结果却是，政府垄断再一次忽略了变革的契机，民众的旁观者姿态，让民众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个情绪急躁的火药桶。

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事故共和国》的经验意义就在这里。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思考工业事故，才能引发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并由此真正降低工业事故率，提高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美国人常说，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事故法领域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由广泛的NGO组织达成的监查系统。美国由此形成了一套极有效率的组织系统，这甚至包括了联邦制度、法院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制度、美国人数不足的公务员系统。

显然，我们如果在事故的问题上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整体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且永远无法最终解决频繁发生的事故问题。

人们如此怀疑，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大众了解的华生，曾经在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三件大事上发挥过重要的学术影响，这使得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华生应该是那种具有更多改良诉求的学者。他的方法论事实上一直在旧体制上小心行走，并偶尔发出一种建设性的声音。在习惯了一分为二判断思维的局面下，华生的此种生态，显然是两边不讨好。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戴者，骂华生保守，骂他有乌有的美好，却忘记了常识；那些计划经济体制的怀念者，那些以简单的结果公平来界定世界的人们，骂华生是居心不良，是和平演变，骂他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看家狗。

这凡此种种的谩骂，并非空穴来风。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路径来看，华生，首先是一名大公司的老板，他身价数以十亿计，他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华生，其次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国家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私人产权意义上的华生和政治体系里的华生，都足以让别人得出很多先入为主的立场性判断。

不过，了解华生，毕竟还是要回到他的经济学里，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理想。虽然我在有的场合听见华生说过“腐败问题已经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昏话，但我在另外的场合，也听见他说，“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如此，简单地按照个人好恶去理解华生，就是一件看上去很危险的事情。

现在我相信，华生试图走出一条在他看来比较理性的中间道路，不左不右，或者是左右逢源。事实证明，这些年华生的诸多政策建议屡屡得到领导的首肯，并最终形成政策，说明华生的路子的确说到了上面的心坎上，比如他参与建议的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甚至包括《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回避：价格双轨制在当年的确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但它留下的空洞，正是今日腐败和不公平的源头；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虽然模仿了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架构，但它在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细的层面，怎么看都是一种忽略常识的回避，以至于这种拿来主义形式的“责任制”，仅仅是一个道德诉求；而股权分置的改革举措，当年闹出了多大的风声，在多大程度上有可操作性，最后又对资本市场形成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至今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华生的学术对手在无数的场合里，都不忘记提醒众人，检验一个学术理论有没有价值，不是看其描述的场景多么美好，而是看这种学术在操作的过程里，有没有遵守常识。实话实说，这样的提醒当然价值连城。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是否适用于华生。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

    苏：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看上去好像分成两派，左右之分如此明显。我从你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你似乎是站在一个中间位置，以一种保守的、可操作，政府可接受的逻辑在观察问题，发表言论。

    华生：说的很好啊。改革十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分三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末尾，我们写到，1988年底中国面临三个前景：动乱的前景、贫富悬殊的前景和腾飞的前景。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内容还是回顾与总结，只不过时间跨度改为了30年。回过来头来看，在1988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动荡期后，就开始腾飞，当时所想的就是怎么避免前两个前景，争取实现第三个前景。现在，人们一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改革与反改革的总结，事实上，这并不真实。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一手打顽固守旧派，一手反移植拷贝派。邓小平的路线是这样的，这也是中国改革30年成功的原因，放弃哪一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我不说我喜欢什么？而是中国实际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先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然后再反市场化、反自由化、反民主化，在中国历史上，邓小平的现代化改革需要我们自己进行总结。

    苏：我们的改革走的应该是中间道路。

    华生：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就是中国，不能照搬别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什么都失败了？而为什么邓的改革能取得成功？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偏向于走两端？我觉得，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走两端的人更容易引入注目，容易抓住眼球，但中国的成功不是依靠走两端。

    最近我在进行总结，发现中国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方向确实是融入世界文明，这是它的方向和主流。但我们又不能简单拷贝别人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偏离预定的轨道。实际上，在大的方面，中国的改革符合自主创新，如家庭土地承包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创新。在过去，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很多人低估，在大家看来，分产到户、分田到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来就有，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实际上家庭承包给予了农民土地的权利，而最关键还不在于土地权利的获得，而是个人权利从集体经济体制中的解放，这是一个实质。

苏：你的意思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恐怕还得继续坚持中间道路。

华生：对，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轨迹。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效的、低效的劳动。个人权利解放以后，家庭观念赋予了农民权利，他们开始从边际效益低的地方向边际效益高的地方转移。先从粮食转到油料、经济作物、饲养业，再接着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实际上，这个权利释放以后，市场理性就会去引导它。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中，最大的就是这个。因为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开始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后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没有想到日后会有亿万农民工的出现。这就是意义深刻的制度变革所蕴含的延伸效应。

农民被剥夺了成为市民的权利

    苏：看来，中间道路也可以引发更深刻的变化，比如农民的权利或者说农民权利的释放、农民权益的回归。如果用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来看的话，今天中国的农民在权利方面还有哪些没有得到回归？

    华生：这是大家忽略的问题。实际上，人都具有内在的自由利益导向，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农民问题、城市化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其实质的内在利益导向都是成交的土地。而呼吁允许农民卖宅基地，将土地资本化，让他们实现财产增值，所有这些漂亮口号的背后，有着一个简单的共同利益导向，即城乡土地的价值。本质上，你刚才提的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权益还有什么？最大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不是出租他们为数不多的承包地，过去这方面确实有积极作用，现在这点积极作用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他所拥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不能说一文不值，但也是所值无几。因此，农民被剥夺的最大权利就是他们成为市民的权利。这是我们在制度上对农民的公然歧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可为什么内需会不足？两亿农民进城，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供给，但却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无法创造出相对应的需求来平衡这个供给。

    苏：在城市中，农民被边缘化，他们只是一个过客。

    华生：所以现在人们讨论的刺激内需，其实忽略了核心问题，那就是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权力对农民问题的公然忽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实际上中国贫富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因为城市之间、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有0.3左右，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拉大实际上就是二元体制格局的产物。因此，农民应该拥有的最大权利，前三十年靠土地承包释放出来，后三十年则依靠农民的市民化。

    苏：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展望的发展路径，你觉得今天农民市民化遇到的阻力在哪？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但没有找到答案，开始我以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或者不全是。

    华生：它受到的阻力是综合性的。农民能够进血汗工厂，在城市打工，对他们来说是进步了，是不是？可如果农民市民化之后，企业成本必将抬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竞争力会因此下降。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关键是农民进城打工，但不能享受市民权利，这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是因为制度剥夺了他们的享受城市化成果的权利。如果是市场促成了这一情况的出现，那我们没什么话说，因为我们相信市场，但现在的关键是，这一切都是人为而成。

户口的背后，是城市人和农民的利益冲突

    苏：你刚才的描述，在我理解，更多的还是在反思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阻挠了农民工的个人发展。更多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政策障碍，把这种错误的政策纠正过来就可以了。但我们又看到，这个政府却一直不敢纠正这种错误。难道政府决策层看不到这个问题么？我不太相信，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冲突，导致我们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

华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潜在威胁着城里人的利益。所以你的问题有道理。在我们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一部分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都是由另一部分人的低收入来维持。如果通过市民化，农民成功转变为城里人，那原来城里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还会存在吗？经济适用房会是90平米吗？恐怕会变成40平米。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所处的位置会无意识地引导他的反应。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一样，因为农民市民化将会促使利益分布的改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首先，它有多大的动力来改变？其次，会得罪多少人？而这里得罪的都是社会的强势集团。

    苏：你刚才说前三十年可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后三十年这股拉动力则应该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如果说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够成为现实，那么户口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华生：对，我想说的是，中间道路同样可以抵达个人权利，在过去农民的这种权利被撕裂了。从利益，从财政来说就是钱的问题。将一个农民转为城市市民，在不同的城市，其成本从20万到50万不等。户口问题的背后，是城乡人民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我们当然应该在馅饼不断做大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中间道路，才可能把馅饼做大。

    有人认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周先生的演讲是出了名的有吸引力，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所谓张弛有度，周先生无疑是中国经济学家里最出色的演讲家。

    当然也有人认为，周先生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驯良如鸽，灵巧像蛇”的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事实上，杜润生在政府政策的层面的确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那些一旦发现与体制观念冲突，就剑拔弩张，甚至流亡海外的学者相比，杜润生和周其仁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如果就此认定周其仁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我读了周先生的文章《旁听张培刚》，里面有如此表述：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我从这段话里读到了周先生最深刻的批评，批评中甚至暗藏着愤怒。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1946年--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69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1949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10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年的政治课教学，10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人过中年，甚至没有婚娶，多亏谭慧老师在一片困苦之时，愿意嫁给培刚先生。由此，谭老师和她带过来的2个儿女，构成了培刚先生所有的天伦之乐，以至于他一辈子没有自己生养自己的血缘儿孙。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籍，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周其仁的愤怒就在这里。他责怪国家没有给张培刚“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国家对经济学研究的绝对尊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不可或缺的学术自由空间。他相信只要条件具备，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就能持续朝深度发展，并最终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周其仁的推论有道理。事实上，张培刚在青年时代曾经与胡适之、赵元任等学术大师过往，他显然具有难得的学术实力，他在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因此，接下来对准制度条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肯定地说，周其仁在张培刚的命运里读到了某种经验、某种教训，也读到了重要的学术路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我愿意把这句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的经济学格言当成我进入周其仁经济学世界的一把钥匙，产权、市场、交易费用、政府和意识形态，诸如此类的制度变量成为周先生的思考支点。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但要牢记，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美元发行多少，不是市场决定的，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货币的非国家化》，其基本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也正是如此，当张维迎在大众面前呼喊奥地利学派之时，周其仁毫不含糊地说出，“我也喜欢奥地利学派”。

    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多少垄断成分，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垄断政策究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损失，相信周其仁先生烂熟于心。在批评政府的货币政策之后，周先生又对整个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即使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国也是固守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由于前期的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艰难的改革，政府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很大利益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政府内部甚至会出现一种“还有必要改革吗”的怀疑声音。周其仁直言，这是一种绝对的短视，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自己的教训，对于过去30年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政府如此、国家政府更应该如此。由此，周其仁直言，“中国对高速增长的依赖，现在已经达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关于中国企业的生存方式，周其仁一样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周先生是国内最擅长进行田野调查的经济学家，他去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高度的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可以肯定，周先生在调查中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周教授再一次对众人提到了“交易费用”这个关键词。由此我们联想到政府热衷提及的经济话题：拉动内需。沿着周其仁的提醒说开去，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这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环境。周其仁认为，这既有企业家自己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现代经济学坚守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愚蠢的”，但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而现实情况则是，政府经常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保罗·海恩认为，政府行为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政府由一批理性的经济人操纵，因此政府决策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布坎南就说：“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现在我相信，周其仁一直肩负着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他是市场的观察者，是政府的批评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师。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而是掩饰不住的惭愧。(no re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