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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盏灯

点一盏灯，把身体照亮
让皮肤透明，让血液比以前更红
我们终于能够看透自己
那些掩藏起来的事情终于一件件显露出来
那些伪装起来的谎言终于一句句变得不好意思。

种子

我永远无法看见种子缓慢地发芽
如同无法描述我怎样进入了梦乡。
当我把一些芥菜种子撒在土里
我就疲惫地进入了睡眠
等到太阳升起，我从床榻上起来
那颗弱小的种子已经展开两瓣新芽了。

我的主人，你曾经告诉我
万物生长都在你的手心里展开
她们先发芽，后长穗，又结出饱满的果子。
按照你的设计，秋天将是收获的季节
谷物铺满大地，有人拿起镰刀出门
其中有我年迈的父亲
他两鬓斑白，行动迟缓
依然是你不听话的孩子。

         在一个有高官在场的某会议上，我看见了柳传志掩饰不住的牢骚。

当时，一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努力在寻找后台的企业。这样表述的时候，经济学家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柳传志，笑着说，联想应该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

年过60的柳先生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愠怒，他测过身体，盯着经济学家的眼睛问到，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背景，一个卖PC的企业，又需要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忽然对老迈的柳传志先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如柳先生所言，今天的联想控股尽管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但它涉及到的相关产业，的确都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之中。比如联想集团，不过是一家基于PC品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神州数码不过是专做国外大的产品品牌代理业务和软件业务的公司；联想投资的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和弘毅投资的并购投资管理，以及融科智地的房地产开发，都是基本上没有政策门槛的行当。

换句话说，柳传志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浙江温州或者福建泉州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一样可以进去，并能迅速成为柳传志的竞争对手。

但两类企业的制度性格局却反差惊人。比如温州的奥康，王振滔以3万元起家，今天已经积累到近50亿的资产，如此庞大的财富， 其产权当然仅仅属于王振滔，别人无权置喙。如果有人要想拿到奥康的股份，必须腰缠庞大的资本，方可展开沟通。柳传志的格局当然远远不如王振滔。今天的联想无论有多大的盘子，其大股东必然是中国科学院。几年前，联想当然有过产权意义上的改制，柳传志和他的管理团队由此开始持有一定数量上的股权。但无论如何，今天的联想，依然是一家以国有体制为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现在的局面显然是由于一些常识的缺席，比如企业产权的自然人性质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能力，比如企业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建设性不足会导致企业的价值模糊，还比如，可能正是抽象的国有股权占据了企业的重头，企业的内部因此会滋生严重的官场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将因此损伤企业的发展。但人们的观念，甚至是主流观念，并不认同上述常识。他们会将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上的革新解读成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解读成企业家的贪婪。

以柳传志做事的气度，他显然是想要突破这样的困境的。之间的可选项不在少数，比如尝试着与一家有资本实力的金融企业合作，通过并购的方式稀释掉联想占大多数份额的国有股份，并最终导向清晰的企业自然人产权体系。

但阻力看上去可能比计划更让人望而生畏。联想的产权改革，必然要取得中科院、国资委、甚至是更加高端的管理部门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要接受主动并购企业的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可。之间的纷繁复杂，几乎让人头痛。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日联想不能回避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要对柳传志先生报以同情的地方。

为什么最近10年来，在完全市场自由竞争性领域发展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联想控股一直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发展，但直到今天为止，其股权结构中，非自然人的国有股权还占据主要位置。

为什么诸如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会在管理上大面积复制中国的官场文化，这包括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信息不透明、员工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一定程度缺失，资源内耗严重等等。

为什么诸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坚持必要的妥协。二者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一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找不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个？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一直对中国问题情有独钟。我曾经读过他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1]，该书获得了1994年的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他于2002年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甚至引起了东西方学界的重大辩论。现在我们来通读他的另外一本更加平实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他的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故事总是让我们会心而笑，他试图跳出西方中心同时也试图跳出民族中心的学术态度，则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的独立学者矢志不渝的学术立场。

在彭慕兰看来，贸易打造的世界，既是一个中间性表述，也是一个历史学表述，既没有对全球贸易化的过度赞美，也不会对此进行过度贬斥。彭慕兰仅仅是陈述了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很早以前，国际贸易就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联结起来，虽然全球化程度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并非今天才有，所谓的多元世界格局，显然也不是最近才被发现。彭慕兰的工作，就是想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全球彼此相连的关系，过去就存在，现在存在， 将来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余英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曾经对以西方学术范式为中心的局面深表遗憾。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余先生甚至指出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以余英时先生的立场来看美国人彭慕兰，发现他们竟然是方法论上的知己。[3]

由此， 我对彭慕兰的阅读兴趣大面积高涨。沿着彭慕兰的思考路径说开去，我们就应当建立起一种常识：国家经济必须放在全球背景里去了解，而国家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差异，正是构成全球环境的主要元素，两者密不可分。国家制度的不同并不是人们拒绝全球贸易的理由，事实上当你拒绝，总有人会推着你往前走。没有一个经济体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置身于全球贸易之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开放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那些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制度，那些坐井观天的人们，将为此受到惩罚。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对全球贸易的理解可能是单向度的。要么对全球贸易高唱赞歌，要么抵制；要么认为全球贸易事实上就是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经济运作， 要么把单个民族的贸易问题与主权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判定，全球贸易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帝国主义活动。中国人的如此认知其来有自，主要因素是进入近代史之后，封闭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外力的暴力式推动，导致大多数中国人一方面渴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一方面却又理直气壮的排斥西方技术与国际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课题由此进入了某种左顾右盼的悖论状态。

事实上，贸易打造的世界是一副饶有趣味的历史图景。沿着彭慕兰的写作路径，我们能够惊讶地发展，至少在15世纪左右，我们的先人在全球贸易上的行为，要比后来此起彼伏的狭隘政策和狭隘心态更开阔，更务实。

那当然是一个令人怀想的白银时代。中国人开始用白银取代日益贬值的纸钞和铜钱，这种特殊的货币政策甚至引起了当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五大洲的居民都受到了深重的影响。中国人将丝织品卖给英国人、荷兰人，后者又以西班牙比索支付。而这些西班牙比索是黑人奴隶在今天的墨西哥、玻利维亚境内铸造的，铸币的原材料则是西班牙殖民当局招募印第安原住民开采出来的。有些白银则是通过西班牙人马尼拉大帆船上的菲律宾人，从墨西哥横越太平洋，直接输入中国。欧洲海盗出没于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中海地区、东非近海。而东非近海也是阿拉伯、印度海盗出没之处，欧洲海盗经常为了保护抢夺到的白银，丝绸、香料，和他们发生火并。[4]

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信徒、基督徒也参与到了全球贸易的秩序之中。他们先后到达也门的红海港口摩卡购买咖啡，导致了白银流入东方。当时，摩卡是全球惟一的咖啡生产中心，垄断咖啡出口贸易长大一百多年。穆斯林信徒在赴麦加朝圣的途中，将喝咖啡的习惯从摩洛哥、埃及传播到了波斯、印度、爪哇和奥斯曼帝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咖啡情有独钟，他在社交沙龙上将这种饮料介绍给当时的天主教贵族。喝咖啡的风气很快在上层社会流传开来，他们用中国瓷器啜饮咖啡，通常还加点糖，而这些糖又来自遥远的非洲大西洋岛屿圣多美岛上的奴隶种植园，或者是巴西的种植园，然后来根维吉尼亚香烟，享受吞云吐雾的美妙体会。有些贵族更爱喝巧克力，英格兰人则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茶。巧克力是阿兹特克帝国的贵族饮料，非常珍贵，以致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在西伯利亚，中国茶也可以当货币使用。[5]

我的无知由此凸显。多年来我以为中国人是不懂贸易的，多年来我也以为真正的全球贸易只是一个现代品。由此，我站在贸易无国界的角度，一方面对历史妄自菲薄，一方面对当下的贸易局面张开了热情的双手。这种浅薄的抒情姿态，相比于彭慕兰的理性和独立立场，实在是令人汗颜。

我相信国内如我一样认知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现代中国人，必然或多或少对全球贸易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偏爱，这样的姿态，源于人们如此热爱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流动，以及经济流动背景下的信息流动，更源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得益于全球贸易的推进，不再仅仅受制于区域经济的画地为牢，更不再受制于官方经济的肆意垄断。

但现在我们要追问！在看到全球贸易的巨大优势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审视全球贸易的负面效应。在另一个向度上，我们也要追问，所谓的全球贸易，究竟是以欧美为核心，还是以每一个国家的主题利益为核心？换句话说，全球贸易真的是如有人所言，它只是大国之间的游戏吗？只是中产阶级以上人士的游戏吗？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尤其是生活在新科技、新技术之外的人们，他们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享受到全球贸易的好处？

    相信很多人只要想到全球贸易， 必然会涌上欧洲中心论的联想。这正是彭慕兰发力之处，也是我们理解这个贸易世界的门槛之一。

    身为一个亚洲人，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扬弃的，就是那种看上去已经成为真理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这种论调长期以来认为，欧洲才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首要推动者，其他地区的人们只做了一些回应的工作。从彭慕兰的文章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际贸易的确存在太久，欧洲之外的国家和人民一直扮演这重要的角色。欧洲人虽然拥有某种程度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在早期，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法律尚未形成的时代，基本上是依靠暴力或者运气。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大陆的原有社会形态，为他们征服大片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他们来到中国打算做生意的时候，贩运过来的商品中，的确有鸦片这种让人上瘾的食品，而且，在这些食品后面， 则是大英帝国的舰队和大炮。

    这的确是早期全球贸易的重要特色之一。今天看起来从善如流的国际贸易体系，其实一直不是一个特别讲究道德的领域，自从它开始的第一天起，奴隶买卖、海上掠夺、贩卖毒品，通常都比生产粮食或者其他基本食品利益更大。这给那些全力抵制全球贸易的人们提供了坚强的口实，封闭的经济、对市场的排斥，对人民的愚弄，对帝国主义的阻击便以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力量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治制度依然专制独裁的国家，这种对全球贸易的抵制竟然成为了当地政府的经济学方法。事实上，欧洲人和北美人虽然称不上天赋异禀，但也绝不是天性邪恶。我们的目光不仅要对准欧洲与其他地方的贸易，也不仅把目光对准某一地区，而是要放眼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之间的互动。世界贸易的创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参与，并不是从头到尾出于同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之手。可以肯定的说，真正的世界贸易，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与其让我们的情绪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如更多的关注世界贸易准则的缔造、知识与目标的差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远在美国的陈志武教授总是喜欢陈述这样的局面：18、19世纪的英国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军队，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和陆军加在一起甚至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和陆军的规模，那个时代的国际贸易必须依靠武力来维护。[6]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今天的全球贸易的确再也不需要军队支撑了，全球通行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都有了普适性的规则。一个良性的贸易世界正在建立，通过谈判桌取得对方的市场经济认可，比派出一支军队更有效果。这正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她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沟通与妥协、互惠与互利。她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按：伟大的《新京报》发了这个稿子，删除了三分之二，有兴趣的可以对比着看，题目未变。)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10名经济学家是：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恕我直言，将这10个人放在一起思考，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在我看来，我更愿意将他们划分成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成思危、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钱颖一、樊纲、张维迎、周其仁。
        第二板块：茅于轼。
        第三板块：陈志武。
        读懂周其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私下认为，他可能是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家。关于他，我们暂且把话题留下，待我阅读能力更好一些之后再说。至于其他处在第一板块的师长们，茅于轼先生在这本书里，有一段话尤其精彩，抄录之：
        “我的分类和他们不一样，有个原因，因为他们几位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了重要的改革决策过程，所以这些事情在他们的记忆里比较深刻。我是一个民间学者，我的印象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
         茅于轼先生的意思可谓跃然纸上，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众生相。更多的学者附着在政府的羽翼下献计献策，做着理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只有少数学者站在一个边缘地带，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
        关于学者的生态， 有一句老话早已说尽，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显然，10名经济学家中， 有8名就在庙堂之上，真正的江湖经济学家， 恐怕只有茅于轼了。高高的庙堂，当然能够享受到政府的荣耀之光，江湖上的人如果乱说乱动， 恐怕就要担心自己被封杀了。
        我绝没有提倡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身处江湖，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原则， 外人无权置喙，况且， 能为政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造福于民，应该载入史册。只是我看到身处海外的陈志武教授，他的言论明显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在他的身上， 我终于看到了我热爱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如果按照模式来看的话，洋务运动应该是渐进式改革；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然后才是经济改革，所以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更像是休克疗法；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又是渐进式改革，跟晚清类似”。
         陈志武的这段话来得真实啊，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经济的热气腾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暴发户式突进和政治体制的相对滞后，像极了清朝的洋务运动。除了看上去庞大的GDP规模类似之外， 另外一个类似之处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当年的洋务运动，都是依靠政府推动，政府成为一个神话，它包揽了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
        王朔有名言，看上去很美。政府就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不仅政府自以为很美，老百姓在电视镜头前反复说着感谢政府的话，更是足以说明，这个世界上可能有99%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政府赐予的，所以出了问题要找政府。当年我在大学听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时候，有教授破口大骂，政府是万恶之源，还以为教授实在是有辱斯文，不料几年过去，诸多荒谬之行为纷至沓来，我才明白，政府在看上去很美的幌子下， 做了多少没有常识，误国误民的错事。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站在政府立场只是为政府献计献策，缺少了独立的批评作风，那么，政府犯错的几率可能要高很多。在某种意义上， 今天的这个世界， 无论是欧美， 还是中国，政府过度干涉经济，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我理所当然地想起了伟大的弗里德曼，这名针对政府偶像的伟大的破坏者，这位亚当·斯密的信徒，杰斐逊的弟子，他毕生努力去破坏的经济学准则，就是政府应当控制经济的信条，这一信条从30年代的大萧条中发展起来，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竟然都普遍将之视作不二法宝。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遇到问题，就向政府发出要求干预的呼吁。在破除政府神话的工程中，弗里德曼夫妇除了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外，还运用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
　　  在依次讨论了主张政府干预的理由之后，弗里德曼得出结论说，政府干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是形成问题的原因。他运用具体案例说明了他的一个观点：政府一旦进入，要退出就很困难，“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面对政府的失败所造成的问题，人们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要求更大规模的扩大政府的作用。弗里德曼称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或者叫“政府干预的循环”。他说：“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每一项要求政府干预的理由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弗里德曼却“解构”了这个公共利益的神话。他认为，以人民大众利益提要求的人几乎都是在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而可怕的是，“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进行这种诡辩。比如以国内工业幼稚为由要求保护，弗里德曼说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的保护要求同样也是自我利益的饰词。
　　    我无法掩饰我对弗里德曼的热爱，如同无法掩饰我对当代中国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家的失望。他们似乎仅仅把自己的职责定位在使效率、资源配置最大化的计算上，有意忽略了更重要的经济学品质。某种意义上， 中国的经济走势，基本走在背离弗里德曼的路上。诚然，我没有权利反对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的曲意迎合，但我更希望听到那些尊重市场、尊重自由、尊重权利的声音。马克思曾经描述过“权力捉弄财产”的怪圈，今天的局面可能就是如此。此情此景，我担心我们的企业没有竞争力，个人不可能自由发展，国家也不可能充满活力，当然，人类普遍珍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由、尊严及富裕，也不会得到基本的保护。
        所以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整体性地向弗里德曼学习。

    关于假虎照事件，我以为有两大荒谬之处。其一当然是周正龙和他背后的操纵者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撒谎；其二则是地方政府部门鉴于周正龙的发现，给了他2万元的奖金。关于撒谎，且不脸红，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说政府出面奖励周正龙，看似是政府出于好意奖励个人的独立发现和创造，其实是违背了更加重要的经济学规律。

    常态下，即使周一个人辛苦拍来的虎照确有其事，我们也该按照版税权或者专利权的路径确保周的利益。周可以用他的名字为这幅照片命名，所有使用他照片的人，都必须付钱给他，由此，周甚至可以进入历史，怎么也轮不到政府部门出面奖励他。可以肯定的说，正是政府部门出来奖励周正龙，才使得一件并不起眼的假虎照事件，迅速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诸多媒体揪住不放，最终导致政府认错，周哐啷入狱。

    但在当下的中国，政府部门出面奖励发明创造却是一个惯例。

    汉学家费维恺曾经仔细研究过清朝的专利问题，他发现一直到1906年，中国才有专利法。此前，中国人的专门发明和创造是不能得到商业化收入的，最多只能得到朝廷的奖赏，博得龙颜一笑。这种格局非常伤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明显的危害在于影响市场的分工。由于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中国的很多专业技术发明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沿着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解释，进入近代史之后，素来智慧、勤劳的中国人为什么在思想建树、科学发明创造方面毫无成果的经济学原因。

法国也是一个热衷于政府站出来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国家，并一直以此为荣。但审视今天的世界，我们似乎找不到几项新技术来自法兰西，历史悠久的法国成了欧美世界少数几个需要购买别人的专利来发展经济的国家之一。但英国就不一样了。按照Mokyr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于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主要原因。Mokyr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甚至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在欧美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要政府批准。这种优美的自由企业制度确保了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从而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此，新技术，新创造、新发现和新的管理方法都能变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一个与专利有关的问题，竟然可以带来如此丰富的经济学话题，这让那些没有常识的人们始料未及。相信很多中国人至今弄不懂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发明创造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在学理上懂得了其中的道理，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却要死死守住陈旧的理论阵营和现实的利益阵营不放。政府力量尤其如此，他们习惯了对个人范围内的思想指手画脚，习惯了对市场层面的行为指手画脚，以为这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殊不知，正是政府的越俎代庖抑制了个人的创造天性。久而久之，民众竟然形成了与政府一致的思维定势：当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鲜的事物，当一个人忽然有了新的创造发明，他们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向政府汇报，向党传递喜讯。如果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在万众瞩目之下接见他，奖励他，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心血，似乎就此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慰了。

这真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悲剧，带来的是多方利益的受损。比如现在的假虎照事件，如果不是政府利益作祟，相关部门就不会介入周正龙的个人发现行为；如果周正龙没有预先对政府奖金的期待，相信他也不会毫不脸红的制造假象。即使周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发现，敢于创造的农民，那也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的发现自有市场来检验，一旦政府参与，悲剧当然在所难免了。(某周刊独家约稿，不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