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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马车
从天堂下来。
我看见车轮
碾过了彩虹。

多少年之后
我第一次听见了呐喊。
他喊出你和我的名字
如同喊出了一个新世界。

看哪，这是你渴慕太久的神
他要带我们回家。
谢谢，我和你竟然有相同的名字
谢谢，我和你可以坐上同一趟班车。

我要带上我的诗篇
你能带好你的歌声。
我们多积攒一些梦想
来吧，让我们把梦想说给神听。

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被一连串的工业事故缠绕。隔一段时间总有煤矿会坍塌，火车也会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偶尔相撞。一次焰火游戏，能叫摩天大楼熊熊燃烧，而一场地震，能震垮所有本来就单薄的校舍。看看这个时代，总是那些脸面深黑的矿工首先被吞没，总是那些还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首先被埋葬。这样的事故纷至沓来，我们先是落泪，继而是愤怒，接下来就是麻木，就是遗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我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年中因为事故死去的人有多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最终得到了什么赔偿；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死去了的人的亲人们该怎样继续活下去，他们内心的悲伤与绝望，有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款来给死难者进行赔偿。更让我不解的是，每次事故发生之后，就有最高领导的指示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但每次的情况却是，上一次的领导指示还有余温，新的事故却又大踏步地来了。

       这显然不是常态，肯定是某个本质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说：“我们从来无法保证百分百的人口免受百分百的生活危险与变动，但我们已经试图建构一种法律，它能给普通公民及其家庭在失业与老龄贫困时带来一定的保证”。罗斯福的这种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美国的一段艰难的事故历史。他当政的年代，尤其是此前半个世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工业事故最为频繁的时期。那是1900年代前后，每50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位每年因工作事故死亡或者伤残。如果以全体人口为样本，大约1000名美国人中每年有1位死于事故。对于那些危险工业内的工人，事故几率则更高出许多。仅仅1890年这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名工人在工作中丧生；而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名工人中就有1名丧生。最惊人的工业伤亡率出现在1850年、186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在那里，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人永久性伤残，还有6%的工人遭受暂时性的严重工伤。而在1907年的12月，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矿井爆炸，甚至一次性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

       如此扫描中美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事故史，会让我们发现两种现象。其一，可能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工业事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种后果都曾经或者正在以血淋淋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其二，这些不可回避的工业事故，曾经或者正在启发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显然，后者可能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我又注意到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6月说过的话：“工业事故成本的攀升，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做出勇敢的变革”。约翰·法里安·维特的著作《事故共和国》，讲述的正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他们的历史显然有着我们很陌生的发展轨迹：当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工业事故迅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现象。

历史作证，正是频频发生的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制度和法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大部分美国人因此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工业雇主，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进入20世纪，美国的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甚至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发起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并由此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联邦与各州共有28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1920年开始，罗斯福总统倡导的赔偿体制，在42个州落地生根，它以政府强制管理的保险体系取代了19世纪的普通法。美国人的《事故法》由此登堂入室，工业事故从此由一种普遍的困局过渡到了法律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整个20世纪、21世纪美国律师、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

       维特将醒目的工业事故史提升到美国法变革的高度进行观察，是想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甚至21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由此，美国才真正开始走出粗放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特征，包括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联邦制原则、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体制，都是从事故法开始。

这正是维特之所以要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事故共和国》的深意。一些看上去血腥、悲伤、简单的事故，却启发并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变革。从林肯时代到罗斯福时代，美国人的治理原则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移。从前，美国人眼里的事故可能仅仅界定在关于契约自由与私人所有权的意义和范围之内，但今天，美国人看事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分配契约自由所带来的风险，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上帝主权所赐予的“天赋人权”理念再一次成为历史演进的关键词。所以，维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专门借用了20世纪中期法学家格兰特·基尔默的话：这是一段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故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故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调查研究？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频繁的事故，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除非事到临头，我们才发现，那一声声的丧钟，并非只为他人而鸣。当那些凶恶的瓦斯爆炸，一口口陈年的矿井垮塌，当泥石流冲刷了村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要伸出援助之手的。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企业家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生命，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远离了事故现场。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拯救事故的主角。是的，政府总是在每次事故暴发之后，第一个来到现场，官员会落泪，个别人会因此丢掉官阶。但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像垄断所有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样，垄断了事故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事故；或者他们以为，更果断地处理事故，就可以减少新的事故的发生。但这次，他们又错了，政府这么做，不仅再一次堵死了社会救助通道，而且让政府本身的救助成本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不信任，整个社会因为频繁发生的工业事故，积累成为一个个醒目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的局面让人失望。按照美国的事故史，国家由事故切入，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民众也可以用内心的悲悯善意来参与其中。但结果却是，政府垄断再一次忽略了变革的契机，民众的旁观者姿态，让民众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个情绪急躁的火药桶。

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事故共和国》的经验意义就在这里。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思考工业事故，才能引发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并由此真正降低工业事故率，提高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美国人常说，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事故法领域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由广泛的NGO组织达成的监查系统。美国由此形成了一套极有效率的组织系统，这甚至包括了联邦制度、法院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制度、美国人数不足的公务员系统。

显然，我们如果在事故的问题上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整体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且永远无法最终解决频繁发生的事故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华生近2年遇到了圈内人一定程度的怀疑，甚至抵制。我就听说过另一位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曾经吩咐手下，不得安排华生在某高校演讲；在一些更加私密的言论平台上，华生的名字和观点，当然也是需要屏蔽的对象。理由无他，因为有些人认为，华生这些年已经逐渐失去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必须具备的独立思考立场。

人们如此怀疑，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大众了解的华生，曾经在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三件大事上发挥过重要的学术影响，这使得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华生应该是那种具有更多改良诉求的学者。他的方法论事实上一直在旧体制上小心行走，并偶尔发出一种建设性的声音。在习惯了一分为二判断思维的局面下，华生的此种生态，显然是两边不讨好。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戴者，骂华生保守，骂他有乌有的美好，却忘记了常识；那些计划经济体制的怀念者，那些以简单的结果公平来界定世界的人们，骂华生是居心不良，是和平演变，骂他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看家狗。

这凡此种种的谩骂，并非空穴来风。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路径来看，华生，首先是一名大公司的老板，他身价数以十亿计，他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华生，其次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国家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私人产权意义上的华生和政治体系里的华生，都足以让别人得出很多先入为主的立场性判断。

不过，了解华生，毕竟还是要回到他的经济学里，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理想。虽然我在有的场合听见华生说过“腐败问题已经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昏话，但我在另外的场合，也听见他说，“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如此，简单地按照个人好恶去理解华生，就是一件看上去很危险的事情。

现在我相信，华生试图走出一条在他看来比较理性的中间道路，不左不右，或者是左右逢源。事实证明，这些年华生的诸多政策建议屡屡得到领导的首肯，并最终形成政策，说明华生的路子的确说到了上面的心坎上，比如他参与建议的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甚至包括《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回避：价格双轨制在当年的确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但它留下的空洞，正是今日腐败和不公平的源头；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虽然模仿了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架构，但它在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细的层面，怎么看都是一种忽略常识的回避，以至于这种拿来主义形式的“责任制”，仅仅是一个道德诉求；而股权分置的改革举措，当年闹出了多大的风声，在多大程度上有可操作性，最后又对资本市场形成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至今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华生的学术对手在无数的场合里，都不忘记提醒众人，检验一个学术理论有没有价值，不是看其描述的场景多么美好，而是看这种学术在操作的过程里，有没有遵守常识。实话实说，这样的提醒当然价值连城。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是否适用于华生。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

 

    苏：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看上去好像分成两派，左右之分如此明显。我从你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你似乎是站在一个中间位置，以一种保守的、可操作，政府可接受的逻辑在观察问题，发表言论。

    华生：说的很好啊。改革十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分三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末尾，我们写到，1988年底中国面临三个前景：动乱的前景、贫富悬殊的前景和腾飞的前景。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内容还是回顾与总结，只不过时间跨度改为了30年。回过来头来看，在1988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动荡期后，就开始腾飞，当时所想的就是怎么避免前两个前景，争取实现第三个前景。现在，人们一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改革与反改革的总结，事实上，这并不真实。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一手打顽固守旧派，一手反移植拷贝派。邓小平的路线是这样的，这也是中国改革30年成功的原因，放弃哪一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我不说我喜欢什么？而是中国实际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先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然后再反市场化、反自由化、反民主化，在中国历史上，邓小平的现代化改革需要我们自己进行总结。

    苏：我们的改革走的应该是中间道路。

    华生：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就是中国，不能照搬别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什么都失败了？而为什么邓的改革能取得成功？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偏向于走两端？我觉得，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走两端的人更容易引入注目，容易抓住眼球，但中国的成功不是依靠走两端。

    最近我在进行总结，发现中国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方向确实是融入世界文明，这是它的方向和主流。但我们又不能简单拷贝别人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偏离预定的轨道。实际上，在大的方面，中国的改革符合自主创新，如家庭土地承包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创新。在过去，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很多人低估，在大家看来，分产到户、分田到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来就有，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实际上家庭承包给予了农民土地的权利，而最关键还不在于土地权利的获得，而是个人权利从集体经济体制中的解放，这是一个实质。

苏：你的意思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恐怕还得继续坚持中间道路。

华生：对，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轨迹。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效的、低效的劳动。个人权利解放以后，家庭观念赋予了农民权利，他们开始从边际效益低的地方向边际效益高的地方转移。先从粮食转到油料、经济作物、饲养业，再接着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实际上，这个权利释放以后，市场理性就会去引导它。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中，最大的就是这个。因为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开始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后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没有想到日后会有亿万农民工的出现。这就是意义深刻的制度变革所蕴含的延伸效应。

 

农民被剥夺了成为市民的权利

 

    苏：看来，中间道路也可以引发更深刻的变化，比如农民的权利或者说农民权利的释放、农民权益的回归。如果用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来看的话，今天中国的农民在权利方面还有哪些没有得到回归？

    华生：这是大家忽略的问题。实际上，人都具有内在的自由利益导向，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农民问题、城市化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其实质的内在利益导向都是成交的土地。而呼吁允许农民卖宅基地，将土地资本化，让他们实现财产增值，所有这些漂亮口号的背后，有着一个简单的共同利益导向，即城乡土地的价值。本质上，你刚才提的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权益还有什么？最大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不是出租他们为数不多的承包地，过去这方面确实有积极作用，现在这点积极作用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他所拥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不能说一文不值，但也是所值无几。因此，农民被剥夺的最大权利就是他们成为市民的权利。这是我们在制度上对农民的公然歧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可为什么内需会不足？两亿农民进城，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供给，但却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无法创造出相对应的需求来平衡这个供给。

    苏：在城市中，农民被边缘化，他们只是一个过客。

    华生：所以现在人们讨论的刺激内需，其实忽略了核心问题，那就是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权力对农民问题的公然忽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实际上中国贫富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因为城市之间、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有0.3左右，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拉大实际上就是二元体制格局的产物。因此，农民应该拥有的最大权利，前三十年靠土地承包释放出来，后三十年则依靠农民的市民化。

    苏：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展望的发展路径，你觉得今天农民市民化遇到的阻力在哪？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但没有找到答案，开始我以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或者不全是。

    华生：它受到的阻力是综合性的。农民能够进血汗工厂，在城市打工，对他们来说是进步了，是不是？可如果农民市民化之后，企业成本必将抬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竞争力会因此下降。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关键是农民进城打工，但不能享受市民权利，这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是因为制度剥夺了他们的享受城市化成果的权利。如果是市场促成了这一情况的出现，那我们没什么话说，因为我们相信市场，但现在的关键是，这一切都是人为而成。

 

户口的背后，是城市人和农民的利益冲突

 

    苏：你刚才的描述，在我理解，更多的还是在反思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阻挠了农民工的个人发展。更多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政策障碍，把这种错误的政策纠正过来就可以了。但我们又看到，这个政府却一直不敢纠正这种错误。难道政府决策层看不到这个问题么？我不太相信，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冲突，导致我们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

华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潜在威胁着城里人的利益。所以你的问题有道理。在我们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一部分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都是由另一部分人的低收入来维持。如果通过市民化，农民成功转变为城里人，那原来城里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还会存在吗？经济适用房会是90平米吗？恐怕会变成40平米。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所处的位置会无意识地引导他的反应。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一样，因为农民市民化将会促使利益分布的改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首先，它有多大的动力来改变？其次，会得罪多少人？而这里得罪的都是社会的强势集团。

    苏：你刚才说前三十年可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后三十年这股拉动力则应该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如果说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够成为现实，那么户口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华生：对，我想说的是，中间道路同样可以抵达个人权利，在过去农民的这种权利被撕裂了。从利益，从财政来说就是钱的问题。将一个农民转为城市市民，在不同的城市，其成本从20万到50万不等。户口问题的背后，是城乡人民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我们当然应该在馅饼不断做大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中间道路，才可能把馅饼做大。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有人认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周先生的演讲是出了名的有吸引力，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所谓张弛有度，周先生无疑是中国经济学家里最出色的演讲家。

    当然也有人认为，周先生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驯良如鸽，灵巧像蛇”的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事实上，杜润生在政府政策的层面的确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那些一旦发现与体制观念冲突，就剑拔弩张，甚至流亡海外的学者相比，杜润生和周其仁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如果就此认定周其仁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我读了周先生的文章《旁听张培刚》，里面有如此表述：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我从这段话里读到了周先生最深刻的批评，批评中甚至暗藏着愤怒。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1946年--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69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1949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10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年的政治课教学，10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人过中年，甚至没有婚娶，多亏谭慧老师在一片困苦之时，愿意嫁给培刚先生。由此，谭老师和她带过来的2个儿女，构成了培刚先生所有的天伦之乐，以至于他一辈子没有自己生养自己的血缘儿孙。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籍，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周其仁的愤怒就在这里。他责怪国家没有给张培刚“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国家对经济学研究的绝对尊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不可或缺的学术自由空间。他相信只要条件具备，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就能持续朝深度发展，并最终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周其仁的推论有道理。事实上，张培刚在青年时代曾经与胡适之、赵元任等学术大师过往，他显然具有难得的学术实力，他在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因此，接下来对准制度条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肯定地说，周其仁在张培刚的命运里读到了某种经验、某种教训，也读到了重要的学术路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我愿意把这句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的经济学格言当成我进入周其仁经济学世界的一把钥匙，产权、市场、交易费用、政府和意识形态，诸如此类的制度变量成为周先生的思考支点。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但要牢记，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美元发行多少，不是市场决定的，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货币的非国家化》，其基本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也正是如此，当张维迎在大众面前呼喊奥地利学派之时，周其仁毫不含糊地说出，“我也喜欢奥地利学派”。

    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多少垄断成分，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垄断政策究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损失，相信周其仁先生烂熟于心。在批评政府的货币政策之后，周先生又对整个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即使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国也是固守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由于前期的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艰难的改革，政府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很大利益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政府内部甚至会出现一种“还有必要改革吗”的怀疑声音。周其仁直言，这是一种绝对的短视，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自己的教训，对于过去30年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政府如此、国家政府更应该如此。由此，周其仁直言，“中国对高速增长的依赖，现在已经达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关于中国企业的生存方式，周其仁一样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周先生是国内最擅长进行田野调查的经济学家，他去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高度的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可以肯定，周先生在调查中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周教授再一次对众人提到了“交易费用”这个关键词。由此我们联想到政府热衷提及的经济话题：拉动内需。沿着周其仁的提醒说开去，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这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环境。周其仁认为，这既有企业家自己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现代经济学坚守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愚蠢的”，但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而现实情况则是，政府经常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保罗·海恩认为，政府行为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政府由一批理性的经济人操纵，因此政府决策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布坎南就说：“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现在我相信，周其仁一直肩负着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他是市场的观察者，是政府的批评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师。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而是掩饰不住的惭愧。(no reprint)

        我要提到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风雨读书声》（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这是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最近几年的读书随笔精华。我愿意在两个向度上力荐这本书。其一，我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通识教育”辅导书。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把读书当成谋生训练课的时候，《风雨读书声》沿着人的建设和价值寻找的路径，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参考。其二，目前国内读书媒体中，大多数媒体要么简单陈列读书新闻，要么在象牙塔里掉书袋，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是罕有的通过读书抵达公共关怀的大好媒体。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三联书店，2008年11月出版）。这本书曾由香港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是大陆第一次刊行其简体字版。这当然是一本小册子，五六万字的篇幅，但包容量却很大，百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在其中闪烁，历史的细节纷至沓来，让后来人不胜唏嘘。我读到了当年《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梁启超笔锋当然卓然，但《民报》阵营中的章太炎、汪精卫、孙中山，也当仁不让。《民报》的发刊词还是孙文所作，首先把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主义连贯起来说出，提倡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过梁启超先生不赞成社会革命，他驳斥了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意见，对《民报》的土地国有论，作为了三个方面的驳斥，认为在财政上、经济上、社会问题上，都不应该采取国有政策。
        一百年过去了，当所有的中国人都混迹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时，忽然发现梁启超先生早就为我们说出了常识，可是人们却对先生的话忽略了百年。国家迷茫、凋敝，个人生活一代比一代凄惶。身处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何坚守住常识，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