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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我在亚布力满地的冰碴中听见张维迎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路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发泄完了，也疲倦了，转身走到床上，在一片呼噜中开始筹备第二天的生活。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直接扒下了政府短视和自私的面皮。

面对高西庆先生面对面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这，刚好是奥地利学派反复阐述的课题，官僚体制与反市场心态，所以，张维迎不仅没有被高西庆先生的商榷说服，反而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勇气和证据。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去年这个时候，我读过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书，并对今天中国经济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我想说的是，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显然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
    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是的，张维迎也许就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等着看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序诗

第二天早晨，皇帝要出门
他要到长江的边上
你们去迎接他
手里拿一根可以变成蛇的拐杖。

长江

我用整个夜晚写成的一部谏书
早晨终于抵达皇帝的案头。
我说皇上，长江的水要变成血啊
整整一江的血
开始只是灌满河流
后来让所有的眼睛血红。

现在，我用手中的拐杖击打长江
水成了血，鱼都会死去
河流腥臭，人民将无水可饮
所有的支流都是血
所有人惟一的工作就是不断挖井。

可怜狠心的皇上仄身一闪
他将退到宫中，继续欣赏爱妾的乳房。
美丽的女人，通常都有着美丽的奶水
为此，我将在上游地区修建一座堤坝
彻底切断长江的源头。

蛇

我的拐杖在手上
就是一根具体的拐杖。
我的拐杖在地上
必然就是一条蛇。

看哪，这是一条蛇
这是我的魔鬼。
从现在开始，
我将用蛇的姿态与你对话。

亲爱的，从现在开始
蛇将爬进你的卧室
登上你的床榻
在你的炉灶和洗面盆里休息。

之后，蛇将走进你的饭碗
摇身一变，成为你的米粒。
吃了我，你将成为蛇的后人
不吃我，你将饿死，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虱子

傍晚，天空传来神的指令
“伸出你的拐杖，
击打满地的尘土，
且让尘土在这个国家都变成虱子。”

亲爱的，你知道的
我本是神的孩子
尽管你黄袍加身
我也只能听从神的召唤。

我只能这样行，只能击打你的尘土
让你的子民和牲畜都长满虱子
这是神的手段啊
包括你，也必须接受虱子的统治。

苍蝇

现在我求你，求你允许我离开
离开这个不快乐的地方。
我将在旷野里行走三天三夜，
让你再也找不到我。

我现在和你谈判：
你若不容我离开
我就招来成群的苍蝇
填满你的房屋，你的身体。

你要明了这样的工作
苍蝇成群结队走进宫殿
走进田间地头
你就该败坏了。

所以，你现在必须选择
在离开与不离开之间选择。
我是爱你的，一旦我离开
苍蝇将死去，天色将是蓝闪闪的。

瘟疫

我熟悉的瘟疫随风而来
可是，你不知道
风从哪里来
又吹向哪里。

你相信吗？我看见了瘟疫的出处。
看哪，神的手加在人的身上
马、驴、骆驼、猴子、鸟和羊群的身上
瘟疫来了，瘟疫来了，瘟疫是从人开始的。

理所当然，首先是人死
其次才是马死，驴死
骆驼死，猴子死
鸟和羊群之死。

只有神的孩子是不死的
因为他知错就改。
你想不死吗？
先认个错吧。

疮

炉灰是可以变成疮的
看着我，我把炉灰扬起来
这灰要在大地变成尘土
要在每个人身上，变成疮。

许多年前，神就是这样检验我们
可怜的我们，心事多么坚硬
即使大地起了泡，身上长满了疮
我们仍然不肯柔软一点。

树叶长满了疮，树枝流了脓
你豢养的牲畜病入膏肓。
你的身体也不能幸免啊
时间长了，我们以为这就是生活。

哦，你一直都是法老，
我却不是摩西。
摩西，摩西，他早已去了天堂，
留下你和我，在人间受苦受难。

冰雹

冰雹下来了，
树木和芝麻将被冰雹击打。
因为树木已经长出了叶子，
芝麻也开了花。

但麦子是不会挨打的，
因为她们还没有长大。
有眼睛的冰雹，神的冰雹
绕过麦子，打在了树木和芝麻的身上。

我们住在麦子下面，
我们是麦子的孩子。
麦子是谁的孩子呢，
麦子是玛利亚的孩子。

玛利亚，玛利亚，
求你把我生下来，
求你还是个处女的时候把我生下来，
求你把我生在长满麦子的土地里。

蝗虫

神说，你们要学会谦卑，
要学会敬畏一些细小的事物。
这是必要的功课，
一旦耽误，蝗虫就该来了。

蝗虫来了，蝗虫遮蔽了国家，
大地看不见了，宫殿看不见了，
还有人们居住的房屋，以及祖先的坟地，
都被蝗虫占领了。

一天一夜，东风吹遍大地，
蝗虫随风而至。
天黑了，地黑了，
蝗虫吃完了最后一颗蔬菜。

孩子在蝗虫里穿行，
大人们在蝗虫里穿行。
这就是命啊，没有人看得清楚，
这个世界，究竟谁是蝗虫，谁是人。

黑暗

我向天举起拐杖，
黑暗必然来临。
伸手摸一摸吧，
你的手里全是黑暗。

我的拐杖举多久，
黑暗就能坚持多久。
伸手摸一摸吧，
你的思想全是黑暗。

所以，你们要留下羊群，牛群，
带着妇女和孩子，
在黑暗里摸索前行，
到神居住的地方去。

一路上，你们的脚步不能迟疑，
心事不能坚硬。
至于我，我将在此地静静等候，
一直等到神再一次造我。

尾声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在水面上运行。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
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哦，感谢神，
灾难过去了，黑暗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我等待一场沙尘暴
现在是春天
我在西山脚下
等待着一场沙尘暴。

一场沙尘暴就要来临
现在是深夜
再过几个小时
沙尘暴就要如期来临。

我听见了大风的吼声
我想象大风卷着黄沙
黄沙卷着大风
就要来到北京。

我甚至闻到了黄沙的气息
现在就是现在，北京又黑又大
我看不见沙尘暴
我闻到了黄沙的气息。

         推荐一本书吧，梁文道的《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月份，文道兄在北京做这本书的推广，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通，很有意思。我曾经遇到有人问他，什么是常识？当时我有些激动，在一旁跃跃欲试，想说话。可惜不便打扰，只好一个人在心里嘀咕。是啊，什么是常识呢？在我看来，海恩所说政府官员必须超越私人利益过滤，真正关注公共利益，就算是常识，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没有某个政府官员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证明我们还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家；在我看来，一个农民天生就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籍，不能将城市人和乡下人划分成两个区域，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的运行，还侵犯了基本的人权，这就是常识，不能因为这个国家几十年都奉行这样的二元户口政策，就习以为常，事实上，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度里。在我看来，当年梁启超、章太炎论战，清政府固守其道，常识就在梁启超这里。清政府作鸟兽散，章太炎的革命也让中国遁入百年苍茫，只有梁启超先生的改良没有人尝试。如此看来，中国是一个多么不喜欢常识的国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梁文道在一旁哈哈大笑，点头称是。不过我必须说，一个常识的建立，可能与视野有关。只有看到了多元的信息，接受了多元的训练，我们才可能对常识产生熟悉感。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我的常识是远不及梁文道先生的。我甚至不是说他是个很好的读书人，只是提醒我自己，他有台湾视野，香港视野，如今又有大陆视野，这比我们只有大陆视野的读书人，可能更善于辨识常识，接受常识。我曾经对他说，文道的常识，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是一种生活，而大陆很多自以为有常识的人们，可能只是一种知识，一种阅读。当某种知识需要出现在具体的生活中去的时候，这种行为层面的常识，比起书本里的常识，那是要大打折扣的。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要谈常识，可能还非梁文道莫属 。
        应该就是带着对常识的渴望吧，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美国人保罗·海恩等人的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1月第五次印刷）。
        第十三章“市场与政府”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市场失灵，指市场过程无法达到最佳标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补救措施能够促使市场系统更接近假定的最佳状态。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但是政府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海恩接下来就引用了布坎南的话：“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由此，海恩对自己说，要牢记布坎南提出的职业道德。
        海恩的陈述当然有两重意义。
        首先是关于政府失灵的问题，他依然从产权概念出发。“政府是众多不同的人在优势产权基础上的互动”。因此，海恩毫不犹豫地指出，“政府政策往往受到特殊利益的支配。政府往往会采取给多数人带来小小伤害的行为，而不会实施让少数人极不高兴的行为。政府政策不是由公共利益引导的，而是由永无止尽的一系列极度偏狭的利益引导的。”
        海恩的这些话让我恍然大悟。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总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一对界限明显的二元结构，并认定市场主导经济运作，而政府则主导公共利益。事实上，现代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产权关系来推演。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理性经济人产权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无论是何种政府，当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性经济人来组成，而政府政策的出台，在海恩看来，并不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一定只追求公共利益。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府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能都带有某种私人解读，这种解读必然要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海恩的结论相当果断：
        “市场体系和政府之间的一般差别，大多数是经不起严密地审视的。首先，市场通常以私人部门为特点，政府机构和官员占据的是公共部门。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中采取的行动纯粹属于私人问题，不会影响公众；也并不意味着为政府工作的人，就一定是追求公共利益”。
        沿着海恩的教材，我们说开去。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明显是一个超大型政府，而这个超级大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当然是这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30年来的发展？为什么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贫富悬殊更加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赖出口的格局？为什么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看涨，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似乎第一次呈现出某种财大气粗？为什么这种财大气粗的背后，却是国内民众的怨声载道？为什么现在最有钱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越到下面，越难以为继，只能靠招商引资出卖土地为生？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做政府生意，很少有企业会在核心技术方面进入大投入，大开发？为什么那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是绞尽脑汁与政府建立某种潜规则的联系，似乎离开了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就不会赚钱了?
        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以公共利益为旗帜的政府利益，究竟有没有“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当那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府政策出台的时候，谁敢肯定，那些在政策背后的公务员们，真的就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利益？反之，当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陈旧政策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比如二元户口制度，比如土地公有制度，比如超垄断国有企业，比如政企不分的铁道部门，比如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我们也要问，难道我们的政府政策制定者真的不知道这些陈旧的制度已经深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么？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私人利益纠结其中，他们无法做到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改革。除非被逼到悬崖边上，这个国家是不会主动进行改革的，他们因为既得利益问题，早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这样的局面让人叹息。我们深深怀念80年代赵/紫/阳先生不断呼吁的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今天看来，赵先生才是真正有勇气对自己进行革新的伟大人物。所以有人感慨说，今天的中国问题，早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再是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的国家利益对抗，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利益格斗场。一方是强大的政府，以及政府背后暗藏着的一批强大的理性经济人，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正在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做殊死的格斗；一方则是市场，众多理性的经济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只有与政府建立起必要的合作关系，才能最终迎来真正的利益。这个庞大的政府，像一个无所不在的超级裁判，又像一名孔武有力的运动员，我们的经济终于有了今天的形状。

        新春又临，我听见时间哗哗地，从我身体里流过，不回头，也不悲伤。可是我是悲伤的，我看见时间哗哗地从我手中穿过，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渐渐苍老的脸。前几日，堵在国贸桥下，收音机里传来“小小少年”的歌曲，歌声依然年轻，可是我已经老了。一起走过来的人们啊，我们都老了，只有歌声停留在时间的岸边，偶尔随风飘过来，唤起我们挥之不去的虚无。

        一位少年在树林里歌唱
        他的歌声比黄鹂鸟还要尖细。
        我多么怀念那种单薄的声线啊
        可惜我永远也回不去了。

        是的，我再也回不去了，只能跟着神的脚步朝前走。
        正月初一，北京，苏，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