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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偶然之书。我的意思是说，她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列。记得是2008年的开春时节，吴晓波先生来北京开会，他说到了一个课题，打算就地标、事件和人物三个向度来呈现1949年至2008年中国60年的发展印象。并有意邀请我来写作人物部分。
        我稍作掂量，竟然迅速应承下来，一来我以为人物观察应该是我的长项，第二则是我以为，从中国人的个体命运出发来思考国家与时代的命运，可能不那么空洞。不过等我展开写作，却发现难度不小。60年，60个人物，集中在一本书里，每个人物不能超过4500字。如此小容量的篇幅，想要呈现丰富的史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只能选择在写作维度上取巧。
        有些维度是我一向热爱的。比如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理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念：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方法；亚当·斯密和帕累托的经济人理性观念；还有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不愿意放弃的个人主义诉求。也就是说，我试图沿着自由、权利、经济人和个体价值等维度，对60年来的中国人进行一次有别于传统教材的另类阐释，将个体的命运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呈现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状态，并由此还原中国个体生命的权利与尊严。
        当这样的写作进行到中途，我又有意识地引入了另外一个维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向度，因为我发现，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神的普世之爱仍然光照着所有的中国人。
        如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她的方法论价值显然远远大于她的史料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试图在这本书里品尝新鲜史料的读者们可能要失望了。不过即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被我援引过的所有著作、报刊文章、纪录片，以及一些优秀的博客资料。我们已经尽可能将所有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注释，但一些更加重要的文献可能被我们忽略，没有来得及标注，一些资料的详细位置也可能不太清晰。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对不起所有辛苦劳动的写作者，也对不起我们所写到的一个个醒目的人。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写作都是一次难得的时间旅行。如同胡风所言，1949年的确是一段新的历史时间的开始，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这样的历史里起起落落。当我们写到林昭，她所写的血书几乎让我们窒息，当我们写到孙志刚，他的死亡又让我们嚎啕。而当我们写到周正龙，这个在2008年理直气壮撒谎的农民，则让我们彻底无语。这注定是一段醒目的断代史，所有人的命运都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感谢赵路，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天资聪颖，恒久忍耐，她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所当然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
       现在是深秋，北京看上去比过去高远很多，云朵搁在空中，天空仿佛刚刚洗过。遛狗的人们要去街心公园，孩子们走在放学的路上，这难得的洁净，让我们希望倍增。愿所有已经消失的人羡慕今天的进步，愿所有正在行走的人加倍努力。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愿所有的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愿神保佑我们。
   
                                                                       苏小和 
                                                                           2008年10月18日

  

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去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1]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2]。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3]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

外出——>留城。

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

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而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而一旦没有流通，就意味这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一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挂在嘴边的所谓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么做？盛来运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政府过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会治安的拥挤与混乱，还比如国外常见的贫民窟和棚户区[4]。盛先生是真正的体制中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实情。但这种基于追求社会稳定、规避政治风险的歧视性政策，真的会长久带来社会稳定，或者降低政治风险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是一种制度性的故步自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也都承认，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农村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似乎把农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负担，他们希望农民在取得城市经济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农村里安居乐业，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收获社会稳定。所以，当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出台加快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著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上加以展开。

作为一个对人口迁移模型非常熟悉的学者，盛来运当然对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自己谨慎的怀疑。他直接指出：

“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新农村建设是否是最经济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这需要大批投资，且有的投资在农村人口转移之后，是不必要的。”[5]

盛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学术模型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却是基于一种事实的判断。有农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如此说道，政府的确为我们办了好事，而最大的好事，是允许我们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这是一个极有含金量的表述。今天中国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显然来自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而不是田野里的耕作。认清这一民情，我相信盛先生对新农村建设运动谨慎的质疑，便具有了足够的实证理由和难得的学术勇气。

如此看，《流动还是迁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所谓厚重，在于盛先生直面农民工问题制度设计；这是一本严谨的书，所谓严谨，在于有着绝对尊重常识、尊重经济学规律的观点；这还是一本丰富的书，所谓丰富，是它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他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情绪化的呼喊，盛先生是站在世界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工流动迁移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深度发现和解析，中国农民工问题因此真正具有了理论架构。

盛先生的这种学术努力深具渊源。他长期在一线调查，拥有极好的数据系统，他还多次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普查局和东西方中心学习、访问和交流，这使得他能够站在人口迁移理论的前沿阵地，而不会仅仅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既定的政府政策说话。

我想起了另外一名卓越的农业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6]，他长期的中国农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盛先生的知音，或者说是导师。1980年代后期，文贯中在大量的考察和分析中终于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是农民人数的绝对下降，要消灭一个旧的农民阶级，取代他们的是一个人数很少但质量提高的现代农民阶级。[7]

和盛来运一样，文贯中也认为，城市化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要牢记，单单用价格保护、补贴，永远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仅仅在农村投资帮助农民，带来的是浪费，实际收益往往是事倍功半。

看来，无论是文贯中，还是盛来运，都把问题的实质指向了制度，尤其是那些不利于农民迁移、不利于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政策制度，比如户口限制。这些陈旧的制度，即使从政府的本意来看，也是错误的。政府的本意是想帮助农民。尤其是中国，每年年初都会有一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与农民有关，但相关的政策规定却又限制农民自由迁移，限制农民融入城市经济，用一个明显具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将农民工似乎要永远安置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让他们来回奔波，劳命伤财。

这是一种怎样陈旧的制度设计？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的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

歌唱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都要轻轻歌唱
更多的人也在轻轻歌唱
轻轻地，把歌声送给你。

指纹

昨夜你抚摸过我的肩膀
我以为你从此长在了我的身上
今天早上我反复找啊找
多么希望找到你温柔的指纹。

谎言

他们一直都在说
有人把你偷走了
我不相信，看哪
此时此刻，我就在你怀里啊。

搭救

石头怎么能封住你呢
当兵的怎么能守住你呢
你早已从里面走了出来
因为你说你要来搭救我。

玛利亚

玛利亚，坟墓前的玛利亚
从第一天一直坐到了第三天
玛利亚不哭，玛利亚不哭
玛利亚知道主一定回来。

    我和杜老的合影
       
        老人谢滔有言，眼下的中国，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轻人回避。比谢滔更老的老人杜润生，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
        杜老的勇敢在于，他一辈子都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党史中，是农民真正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推动了共/产/党的发展，那么这种推动的原动力，是农民对土地私人产权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说1978年由农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农民对土地自由使用权利的一次还原。之后的乡镇企业，在土地有限范围内，实现了农民的进一步分工；而后来数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现象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醒目的经济活动，显然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还原了农民的自由生产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城市汹涌澎湃的房地产经济，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贡献了让人叹服的GDP水平，事实上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为代价的；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全球产业链绷紧，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农民再一次被首先抛弃。他们来自农田，现在又从城市撤退，回到农田里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无际的农地，至少在产权意义上，并不归农民私人所有。中国农民再一次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群。
        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运就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邓子恢、杜润生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
        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农村改革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改革前20多年中，我国农村推选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有两年，是探访他们的共耕社，称之为初级农业社，立脚未稳即被放弃。很快全面实现高级合作化，1958年，又进一步实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工兵政学商并举的人民公社化。后来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上来，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仍是集体农庄模式，其特点是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少数农民偷偷尝试包产到户试验。阻力是明显的，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历史作证，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毫无疑问，杜润生老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2008年12月，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到演讲台上讲话。他的话语极少，前后不过50个字。声音生涩，苍老，含混不清，可是却字字分明。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今天的杜老虽然将近百岁，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已经远远跨越了1980年代的联产承包制度。眼下，他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关于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有权对使用权进行市场转让，他主张这一切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杜润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楷模，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拓荒者，是体制内的良知，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某杂志约稿，不要转载)

       

         这一段时间，我淘到了几本好书。准确地说，是几本不错的由中国人写成的好经济学书。
        首先是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aninquiry into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花千树出版社出版，一本英文版的经济学著作。不过，书的前面，刊载了张培刚先生的一篇口述，题为《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培刚先生还写了一篇中文简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两篇文章加在一起，极具史料价值，同时也让内地诸多经济学后辈多了一份中文阅读体验。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1946年--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69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1949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10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年的政治课教学，10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籍，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我们除了悲伤，还能够做些什么？
        如果说张培刚先生的悲剧具有浓厚的经济学学院色彩，那么杨伟名的经济学悲剧，则具有醒目的民间色彩。我在万圣书屋淘到了他的遗作《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陕西农民，在1959年到1962年全国一片大跃进的癫狂中，多次上书，反映农村问题，怀疑大锅饭、大跃进的计划经济模式，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之后不断遭受迫害，不看屈辱，服毒自杀，享年46岁。卢岳刚为这本书写了“不平常的追悼”的序文。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学者来讲，是一本难得的史料。如同杜润生老所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者不是某个组织，也不是某个经济学家，而是广大的中国农民。如此看来，杨伟名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卓越经济学勇气的、一直走在时代前面的有思想力的农民。
        杨伟名文存今天能够跟我们见面，事实上还是一个禁忌。我不知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也遭到了限制，万圣书店把这本书放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我经常去看，曾经在这个角度里淘到了林昭，也淘到了王力雄。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本看上去很不值一提的小书，大概意思是将建国60年以来的一些人的个体命运进行了某种另类重构。想不到各大出版社大惊失色，纷纷反应过于敏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说暂时可能没有出版社有胆量出版，三联说他们已经收归某某部，这样的书恐怕也不敢造次，中信出版社以经管书见长，他们倒是愿意出版，但提出必须修改。无奈之下，我找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刘瑞林女士做了长谈。感谢刘老师，她对我的书进行了热情鼓励，临别之时，还从自己的藏书柜里拿出一本显得稀罕的书送给我，我看了，竟然是一本黑色的《杨伟名文存》（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刘老师告诉我，当时这本书还来不及上市，就被封存，销毁，所以，送给我的这本黑色小书，显然就很有收藏价值了。在此谢过刘瑞林。
        让人难过的事情说得太多了，最后来点开心的吧。
        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陈志武的两本书《非理性亢奋》、《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2008年10月出版）。熟悉陈志武教授的读书人很多，他是耶鲁的终身教授，常年围绕中国经济话题发表真知灼见。这几年我读经济学，志武教授的思想，是我的阅读路径之一。我从他的文章里受到的教益太多，以至于无以言表。窃以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真正具有深厚经济学体系，同时又能看透中国经济社会本质的学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个就是陈志武。这显然是我们读书人的喜讯，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我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也会不断得到加强。这当然也是陈志武教授个人的快乐所在。至少和张培刚相比，今天身居海外的陈志武，已经被众多中国读者熟知，他的思想，已然成为部分中国人阅读、思考和行动的参考。这就足够了，虽然我知道目前的管理层并没有几个人真正能把陈志武教授的话听进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正的经济学永远都是一种教育品质，启蒙品质，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才把经济学当成发财的筹码。让我们感谢陈志武教授，他让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终极指向，是个人的权利与幸福。由此我们第一次知道，生活在这个纷乱的时代，纷乱的国度，坚守自己的权利，坚守自己的自由创造，我们才能抵达富有，才能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