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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与思想有关

        现在，我们将要陈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我们设计了一个稍微有些别致的名词：企业思想家。这意味着我们打算越过那些耀眼的财富数字，去体会企业家内心深处的风景，以及企业家内心风景之外更为开阔的思想史风景。
        这当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读懂一名企业家的财富故事本就一头雾水，现在还要尝试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则更属不易，何况，我们还打算在思想史的高度去阅读企业家，这几乎是一种学院性的深度研究了。
        那么多企业家陈列在面前，他们的思想价值在哪里？
        我们所了解的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李东生，他们都起步于国有体制，都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们的市场遍及全球。他们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们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们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们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小心谨慎的碎步前进，他们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他们在有些时候甚至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在绵延的沙漠之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去成为一名NGO的领袖。
        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自己奉为经验的原则，竟然是从来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为数极少的长青型企业家。
        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真正的经济学博士，董辅礽的高足，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般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我们所了解的田溯宁，激情飞扬的海归学者，本是在亚信这样的私人企业里游刃有余，却热衷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他用8年的时间，将自由竞争和国际化企业方法引入中国电信领域，却不料最终被传统体制排挤，最后成了网通的局外人。而今天，网通似乎已经消失，田溯宁8年的奋斗，究竟带给中国企业什么样的意义，的确值得总结。
        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但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
        而马云，这个互联网上的红人，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来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马云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中国企业家思想的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思想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相信，无论是学院思想家，还是企业思想家，都必然来自历史，又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某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之中。

中国企业思想的源头

        关于中国的企业家思想，我们所能追溯到的第一个历史源头，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现在看来，洋务运动在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经济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李鸿章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政府大面积操纵的企业史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立志介入民主立宪运动的足迹。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一本专门研究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对君立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绿之中。”
        由此，企业家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了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驺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企业家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用于实验的一代人

        历史真是其来有自！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显然与历史有关，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可能我们的企业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说一直处在某种试验状态。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最终成为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又多难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的实验品。
        有一个常识需要重复：当我们有意识地违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们就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或者，当我们在一个落后的整体环境中，有意识的忽视常识，而用更多的力量寻求局部利益，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败。
        一个现象摆在这里：在我们的企业家强调环境与战略要相匹配的时候，我们过多的是在思考战略，却有意识的忽略了环境。在一个模仿的时代，我们模仿了别人的技术，却有意识的忽略了别人的制度。
        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沃森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沃森的意识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2002年，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在天则做过这方面的演讲，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事件。由于非学术的原因，这样有价值的演讲并没有被普罗大众知道。杨先生曾经援引诺斯和温格尔的观点，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则明显不同，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必然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杨先生认为，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苏联的失败是一个后发劣势的典型例子。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历史课有意过滤了一些本质的史实，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似乎并不了解，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几乎成为当时政府最骄傲的政绩之一，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仅仅盯住技术、不着眼于制度建设的企业形式，被很多人赞美成伟大的“制度创新”。
        感谢市场规律，那些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如今已经所存无几了，一批企业死亡，另一批企业被改组为民营企业，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企业家的思考总算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后来那些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都是从这里出发。让我们把这样的进步看成是一个转折之地，过去是乌有之乡，而未来则脚踏实地。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价值由此凸显，并将最终成为我们历史课本里最为醒目的一部分。

重感冒

神配合的爱情
人不可以分开。
假如要分开
神会让我们重感冒。

小孩子

小孩子有能力到神的房子里面去
做大人的，不要阻止他们。
看那，在那遥远的家国
每个人都像刚刚出生的孩子。

偷情的女人

我看见女人在旷野里偷情
和他在一起的男人甚至有善良的妻子。
可是主啊，我不能用石头责打他们
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

我的心啊在成都

虽然是灰尘
我还要对主说话。
主啊，关于成都
请你不要剿灭她。

因为我的心啊在成都
在成都，有我未曾谋面的弟兄
在成都，在宽巷子的附近
有我朝思暮想的姊妹。

100只羔羊

我相信我能找回那只迷路的羔羊
我相信另外九十九只羔羊从此不再迷失。
我相信那只迷路的羔羊一直在等待我
我相信另外九十九只羔羊早已和我亲如一家人。

半夜时分的哭泣

一串哭泣从半夜里划过
吵醒了所有的睡眠。
主啊，假如你原谅她七次
我一定原谅她七十个七次。

同心合意的祷告

姊妹，如果你下班了
请你低头，和我一起祷告
因为经上说，有两个人奉主的名聚会
圣灵就会运行在我和你之间。

发现

一艘船在春天拒绝启航
一棵树在春天拒绝发芽
一段路在春天拒绝伸展
一条狗在春天拒绝奔跑

一块草坪在春天画地为牢
一只苍蝇在春天找不到厕所
一位铁匠在春天煅不出火星
一朵向日葵在春天忘记了燃烧

一个女人在春天旁逸斜出
一册典籍在春天长满白霉
一辆洒水车在春天洗掉了血迹

一条河流在春天继续制造错误
一座山脉在春天学会了随波逐流
一头猛虎在春天已不能生产愤怒

5月的爱情

5月是移情别恋的季节
有人万里迢迢来要你
这遥远的距离
注定让爱神秘。
日常生活终于现出了高潮
你可以设想爱情出现在灾区
并事先背负了沉重的药品
设想你看见山体滑坡
石头阻隔了道路。
你一定要坚持啊
这就是爱情
即使你爱上的人喜欢撒谎
即使你知道神不喜悦
但请你自己对自己说
爱情就是爱情
爱情到爱情为止。

        很不幸，我发现一部分人又在误读克鲁格曼。
        我知道是克鲁格曼对凯恩斯的尊重让今天的中国人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某种经济学理由。30年来，这个拥有无边权力、无所不在的政府，用一种行政驱动的力量，配上一些边缘性的市场竞争，让中国经济一路高歌，到如今竟然财大气粗了。这种物质化的经济进步，早就让很多人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牢骚满腹，他们认为中国人正在走出一条新型的政府驱动经济之路。那种深度的自由竞争体系是一个错误，中国这些年更多的政府管制、政府调控和政府参与是一个不错的佐证。
        历史有时候具有戏剧意味。就在一些人为金融风暴苦恼的时候，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大奖颁给了克鲁格曼。是的，克鲁格曼是凯恩斯最彻底的信徒，他甚至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一直在美国范围内，呼吁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克鲁格曼却又坚定地站在自由之上。真正懂得克鲁格曼新贸易模型的人必然知道，他甚至是一个极端强调开放和自由贸易重要性的学者；而他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愚蠢的基本假设。
        如此，借克鲁格曼为全知全能性政府寻找经济学理由，是危险的。他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了一种大众经济学的形式，对小布什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抱以严厉的批判，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提醒美国人千万不要漠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以至于错失改革良机。但每一个阅读克鲁格曼的人都必须牢记，在美国，奉行彻底市场自由竞争的共和党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势力，因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至上的国家，捍卫自由的价值，意味着捍卫美国价值；而一直以来呼吁政府干预，强调公平原则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却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党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才确保美国具有强大的纠错机制，确保美国在任何一种政治灾难或者经济灾难中能迅速站立起来，而不至于输得太惨。
        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上，我们阅读克鲁格曼，才有意义。无论如何，克鲁格曼一直都在强调，他拥有一颗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他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他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他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并以此为荣。无论如何，克鲁格曼一直都在做着一种批评性的工作，这样的批评让美国人收益，克鲁格曼从来就不是那种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寻找理由的御用学者。
        在《美国怎么了？》这本书中，我注意到克鲁格曼很有意思的一句话：“9·11之后，小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种严重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气氛，把对总统的批评视为不爱国”，看来，克鲁格曼持之以恒的批评，并不讨美国政府的欢心，但他却一路坚持下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或多或少体现出了美国政府对批评者的雅量。由此我想到中国，在强势政府面前，真正具有批评意义的经济学声音少之又少，一个年迈的茅于轼，围绕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发出的独立声音，本是为了大众的启蒙而去，却不料被主流封杀。此情此景，如果克鲁格曼生在中国，恐怕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吧。(不要转载)

    我知道现在有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人对美国金融危机幸灾乐祸。那么多银行倒闭，那么多美国人还不起按揭贷款，他们的房子一夜之间成了鸡肋，好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政府终于憋不住，开始站出来救市了。此情此景，的确能满足部分国人积攒多年的压抑情绪，帝国主义终于开始崩盘了，资本主义出现了巨大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出现了实证性的谬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始出现，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人们开始怀念早已被历史否定的重商主义，或者是沉默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相信更多的中国人现在更加认为，只有依靠政府的强力管制，我们的经济才有希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终于找到发展经济的密码了。

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暂时看上去的确不错，虽然外汇储备系统在某些细节操作上可能有所亏欠，虽然我们的金融管理可能依然漏洞百出，但人民对此完全不知情，因此这样的影响看上去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宏大的风景如奥运成功举办、宇航员太空行走等等成就就不说了，看看我们的银行，他们依然在按部就班，这种稳健的风景让我们的储蓄看上去很安全；我们的保险公司还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多保险代理人还在大街小巷展业，公司的保费规模还在继续增长；只有资本市场差一些，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走入熊市已经很久了，它本来就与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关联度不大。

这就是我们的局面，外面风起云涌，里面安之若素。中国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座半开放的岛屿，它有一座宽阔的桥梁让别人进来，也可以沿着大桥有选择性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由此构成了一种理性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人民币一直不能自由兑换，但国家却可以长时间大规模的持有美元储备；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一直属于国有垄断，外资银行和本土民间银行必须受到限制；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最核心的资源，这导致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政府意志的操控，30年来，虽然我们的市场自由竞争水平进步不错，但政府看得见的手才是我们这些年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

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这种依靠政府推动的半开半合经济，才让我们没有大面积跌进全球金融风暴的漩涡之中。所谓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确有理由找到更多的自信。不过有些深层次的经济现象需要提醒：尽管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一片楚歌，但这些问题仍然只是一些金融技术层面的问题，可能是监管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可能是金融衍生品过于技术化，还可能是信用体系过于透支，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金融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信心等等，但从整体看，今日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制造业还是那么强劲，他们的创新能力依然如火如荼，他们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还在攀升之中。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回头看我们自己，问题似乎刚好是反向的。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看上去是比较安全，但我们的制造业却已经处在一种巨大的危机之中。多年形成的出口依赖性企业模式遇到了大麻烦，随着出口订单的减少，或者随着外资和民间资金的萎缩，大批的中小企业出现了停产甚至是倒闭。拉动内需的理论再一次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可是扪心自问，一个伟大的内需市场怎么可能短期内形成？

这样的态势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热爱的GDP。是的，随着GDP的下滑，我们的经济的确将要迎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它可能不是现在，但应该不会太远，所以有学者就站出来说了，中国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可能是在年底，或者明年，中国企业的冬天应该不远了。

有一个常识需要在这里重复：当政府力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手之后，市场的容量必然持续萎缩，人们的创新能力必然滞后，企业的竞争水平必然下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企业都将渐渐演变成为政府的食客，市场中所有的元素都将只是围绕政府意志运行。这几乎是“大政府、小市场”模式的必然归宿，类似于大海里的鲸鱼，它孔武有力，在海洋里穿行，而更多的小鱼、浮游生物则紧紧黏附在它的身体上。显然，这样的生态链是不健康的，一旦鲸鱼出现危机，整个生物链就可能崩溃。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需要直面的制度性问题。也许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正在带给中国人一次全面审视自己的良机，与其隔岸观火，不如躬身自问，让我们借此机会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吧。(不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