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个体户

生活是一片海，谁更需要拯救？
先知挥动理性的手掌，擦拭你们身体上的尘土
擦不掉你们迟钝的目光。
你们分裂，你们忧郁，进行性神经错乱
你们迷惘，困惑，进退两难，模凌两可，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们不理解陷落，不理解遗忘和麻木
刀戟刺破了胸膛，广场上，大火熊熊燃烧，
啊，生活变成了一片火海，谁来拯救你？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天啦，谁还提出这样不具体的问题。
你们无法选择存在，无法选择不存在
你们忽然失重，忽然超重，上下窜动，左右翻滚，
你们长满褥疮，无所归依，
你们的感受粗糙至极，思维忐忑不安
你们焚烧森林，扭断铁路，埋葬粮食
你们肆意剪断河流，留下伤口，
你们终于找不到自己的源头。
你们没有起点，无所谓终点。
没有前进，无所谓后退。
没有涨潮，无所谓落潮。
没有拥有，无所谓失去。
你们一生站在一点上，不能选择
宛如被别人牢牢控制的木偶。

有所思

从王朝出发,沿着扭曲的历史通道,
直抵现在,祖国正在轮回里旋转。
我看见一轮古月,照耀先人,
他们佝偻的方式,与我相差无几。

不可思议！时间迅速流逝,大地更换容颜,
我们却不曾改变什么。巨大的松脂,
滴在人民头上,让一切凝固,
多少英雄东奔西突,不能扭转我们的方向。

为什么历史总是陈陈相因？为什么
悲剧绵延千年,古老的祖国到处都是
专制的土壤?多少年已经过去,
善良的人民,为什么还在随遇而安?

我们需要衣食,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拥有土地,我们没有耕作的自由
一把大火烧毁书籍,一坯黄土埋葬诗人
强暴的人,把一群先知赶出国土。

梦想飞翔的土地,
没有超越轮回的人民,
让我们看清楚
有人正在把我们变成僵尸。

        都说采访任志强是个难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比如媒体圈子就传说任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 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们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拿着铅笔改他的文件，还告诉我们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
        不过当我们把话题拉开，任志强刻板的脸终于展开，或者说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任志强终于展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 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时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我们承认，在决定采访任志强之前，我们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这就是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热点，去做一次安静地、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我们曾经阅读过任志强大量的言说，以及围绕这些言说，我们的受众针对任志强展开的大量语言攻击。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任志强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他试图说出一些市场的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一些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但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某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攻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变成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任志强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
        比如我们发现，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有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陈东升、毛振华等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礽，他们有过数据文献的学术训练。但任志强几乎没有正式上过大学，他唯一的一次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诚自己没有进过几次课堂，坦诚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可是听过任志强演讲的人应该能发现，他的每一次严肃的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他绝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围绕任志强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有理有据的言说，而听众却简单快意的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比如我们发现，到今天为止，任志强仅仅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的任免并不来自股东，与他个人的产权意义没有关系，他只是政府组织任免程序中的一个步骤。可以这样说， 单纯从经济人的理性看，属于国有产权管理人的任志强，他的话语系统应该是政府式的、计划经济式的、行政指导式的。但我们看到，任志强的所有言说却都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他们将任志强看成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一般意义上，屁股总是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就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看来人们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他们对任志强展开进攻，似乎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更不是那种为了项目的推进就野蛮拆迁的地产老板。以制度论，任志强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为什么任志强一直不在企业制度意义上发力，当更多的人想方设法让企业产权自然人化，让国有企业股权私人化，为什么他却反其道行之，想方设法让华远集团公司成为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考量，对于任志强而言，这究竟是一种退步还是一种退步，是一种狡黠的社会潜规则，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理性妥协？
        还有，既然任志强只是一名国有企业的代言人，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却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任志强这里，我们的确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他一直都是一个直言直语，快意恩仇的男人。
        看来，任志强的价值追求的确不被人们理解，他可能更热衷于思考，热衷于思想传播，对财富的获取并不是他人生的第一主题，甚至打造一个百年经营的大好企业都不是他的第一主题。他只是借助企业经营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更多的发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的常识，法学的常识，他的一生，可能都只是为了常识而战。
        粗糙的争吵向来没有任何价值，除了让某些人发泄一些简单的快感。这可能正是任志强面对那么多的语言暴力无所挂虑的最大理由。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作为第三方的观察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做一些阐释性的工作。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受众热衷于简单、粗暴地得出结论，几乎不经过思考，就展开廉价的语言攻击？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这种非理性的词语暴力，到今天为止几乎看不到一篇成体系的文章来对任志强进行理性分析？为什么任志强自己不主动有体系地言说自己的立场，而是同样也采取了一些局部的言说和局部的情绪？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给任志强一次整体言说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差不多与这个政府同龄的中国人，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知识准备，有着怎样的价值判断？我相信更多的人想知道，一个经历过共产、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有没有突破早期的教育不足，有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对他的钳制，有没有突破自身挥之不去的思维定势，他为什么会慢慢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企业家，在一片咒骂声中，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独自思考，独自前行。
        现在，我们坐在任志强的对面， 听他讲述这一路的风景。从文革早期的造反到后期的迷茫，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服从到今天的市场行为，从官员到企业，从企业到学院，甚至从监狱到写字楼，任志强可能一直都在否定，或者是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人生路径太有意思了，在一片盲从中走过来的任志强意识到了盲从的危险，而那些比任志强年轻得多的人们，却没有建立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太相信人多力量大的原始道理了，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了被大多数人的暴力绑架起来的工具。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话题。既不盲从权力，又不盲从大众，只有这样多向度的独立与怀疑，才能确保自己的思考有价值。任志强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他拿起他正在阅读的几本书给我们看，一本就是《乌合之众》，另一本则是《身份的焦虑》。

前年三月，神牵着你的衣袖
把你送到我的身边。神对我说
你就是我必须用一生心血热爱的人
我可以拥有你，但必须忠诚。 

心地善良的人总能得到神的保佑
就象你在神的关怀下一天比一天生动。
神为我们创造了一块铺满松针的山坡
又在河边开辟一条道路，让我们边走边吻。

背负神的使命，我在春天拐弯的地方遇见你
来吧，我的青翠欲滴的主人
灵魂的房子，今生今世无处不在的光芒

到我的怀里来，听你讲永恒的故事
神会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暂时分开
神将掏出手绢，为我们擦干伤心的泪水。

国庆节

要上班了，才过6点
我就从一片晦明中起床
把窗户打开
喝一袋牛奶，吃几块饼干
一天的生活从电梯下降开始
10月的空气有一些冷
要出门，要赚钱
我的爱人，你要多穿一件衣服。
 
许多年前，我曾经在旷野里大喊几声
我看见自己的声音在远方碰壁
又悲悲切切回到我的嘴巴里。
马路对面，许多人看见我的嘴巴一开一合
可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
以为我是一个傻子。
 
其实，我只想对你喊一声
我爱你。
国庆节已经过去
看皇帝的人们回到了家乡
警察都去休息了啊
我们的街道，忽然宽阔了许多。

    关于牛根生，其实我已经无话可说。常态下，一个人做事情，如果先后遇到人际关系纠纷、制度纠纷和道德纠纷，这个人差不多就要成为失败的标本了。我们熟悉的牛根生，可能正在成为这样的实验室标本。我的意思是说，当牛根生开始抵达他的道德陷阱，我所有的学院性分析，显得多么苍白，多么无力，我可能只是一个人坐在这秋天的北京，渐渐泛起凉意的书房里，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

    眼下，毒奶粉事件中的蒙牛已是风雨飘摇。牛根生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讲话里，痛斥婴幼儿奶粉教训，算是对自己的消费者作了一个忏悔的姿态，不料越几日，蒙牛铺天盖地的液态奶也出了问题。我们能想象这个时候的牛根生再也找不到言说的理由了，他惟一的办法是闭嘴，是躲在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任由漫天的咒骂扑面而来，任由他的牛奶市场一泻千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蒙牛业绩说明会，牛根生也没有出场。毒奶风暴直接刮到资本市场，停牌一周的蒙牛，9月23日复牌，开盘暴跌61%。昔日信心满怀的牛根生真的到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事实上，牛根生的艰难生活始终与他为伴。记得当年，牛根生从伊利副总的职位上被扫地出门，多年的摸爬滚打化为乌有，我想他是遇到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际纠纷危机。那个时候，牛根生可以指责郑俊怀的背信弃义，指责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的种种弊端，当然可以选择自己从头开始，从人际关系的纠纷中站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蒙牛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咸鱼翻身，爆得大名大利，几乎就是牛根生一个人发愤图强的故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牛根生的很多企业理念，都来自于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当他越过这一点，他必然会遇到更加重要的企业制度命题。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的消息，真的是会心的笑了一下，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终于在牛根生的身上开花结果，豪气冲天的老牛用他的财富、权利和企业的组织结构放出一场醒目的焰火。

    那真是一场极有意思的企业非制度事件，有意思得就象一次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只是在这惊世的行为中，老牛似乎是把企业的制度当成了道具。可是放眼所有现代企业制度，似乎捐赠企业股权的绝无仅有，捐赠企业利润者居多。这么说来，中国的牛根生算是开辟了一种新现象：道德意义明显大过了企业的制度意义。

　　 是的，那个时候的牛根生非常固执地越过现代企业制度，越过企业的自然人产权制度，豪迈地抵达了他的道德理想国。我们看到，当牛根生把自己的产权意义稀释之后，他必须借助于道德宣讲。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总是一副高迈的道德课讲师形象，似乎他只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转眼之间，他成了国家的牛奶形象代言人，成了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

    这显然是牛根生有意为之的人生归宿，他希望自己是一种美好道德的化身，他认为他的力量来源于此。可是现在，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那么迷恋道德，口口声声以人民的身体健康为使命的企业家，怎么会在他的产品里添加一种对人体只有害处的工业原料。可以这么说，河北的三鹿出事之后，人们并没有完全绝望，毕竟三鹿的公共形象和道德形象相对弱势，只有当牛根生和他的蒙牛也卷进三聚氰胺之后，人们才完全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由于多年的道德宣讲，消费者几乎把牛根生当成了一名道德的完人，以为牛根生会有所担当。但是人们看到，牛根生没有这么做。即使三鹿丑闻暴发，牛根生还是坐怀不乱；即使国家质检总局查出了蒙牛的婴幼儿奶粉同样有问题，他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要在蒙牛查清事故责任人并严惩；即使蒙牛的液态奶被爆有毒，牛根生的选择也只是回避和藏匿，他始终没有站出来道歉，没有站出来忏悔；即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了，牛根生还在稳坐江山，一夜之间，他成了蒙牛股价崩溃的三聚氰胺，他的行为加速推动了蒙牛被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遗弃的进程。

是的， 随着牛根生道德形象的瓦解，蒙牛暴跌就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料之中。所谓资本无情，摩根士丹利、瑞信、高盛、中金等投行无一例外地将蒙牛撇进“沽售”或是“跑输大市”之列，摩根大通甚至将该股目标价直接从18港元大幅降至3.8港元。

关于牛根生，其实我已经无话可说。我们可以说牛根生没有败给人际关系，没有败给制度设计，但他这次实实在在败给了他一向引以为傲的道德建设。当我对他的观察越过人性、越过制度，最终不得不指向道德的时候，我的内心所有的思考，只剩下连绵的唏嘘。一个口口声声呼喊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我想起耶和华带着人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说过的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至高的教训历历在目，可是我们却听不见；我还想起上一次耶稣来临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所有人都有罪，可是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教训，太多的人当自己是完人，太多的人把自己渐渐打造成了美好道德的化身。口口声声教训别人，惟独忘记了教训自己。

当我们忽略了最高的敬畏，人的道德课就是一个幌子；一个不懂得怕的人，注定也不会懂得爱。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当我们有一天去到神的身边，我们如何言说今天的毒奶粉事件，如何面对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张开的小嘴，期待的是营养，我们却给他毒品。

这是怎样的一堂道德课，我相信牛根生此生最大的遗憾，就在这里。

    当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大名鼎鼎的AIG也沦落到需要政府施加援手，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让太多的人们回不过神来。这个世界真的出了问题，我们本是相信这个世界的，相信在万物生长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期许的金融体系让我们丰衣足食。如同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空气、阳光和雨水，相信神总是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即使灾难来临，上帝对我们始终不离不弃。

是的，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上帝自有他的美意。就像刚刚过去的9月，财大气粗的美林集团竟然作鸟兽散，成了美国银行的盘中之餐。肯定是上帝导演了这场收购游戏，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美林一直是多么高涨啊。可是《华尔街日报》却带来了美林种种不详的消息，他们说美林集团是在美联储的压力下被迫出售的，因为他们担心美林证券会步雷曼兄弟的后尘。在过去的15个月中，美林集团的资产负债表上拥有数百亿美元的高风险、流动性不良的资产，负债权益比率超过了20倍。2007年年中信贷危机袭来之时，这些资产价值一路下滑，难以轻易售出，严重影响其缓冲资本。

真的是无法想象美林集团能有今天。纯粹从金融技术的层面看，那可是一帮骄傲到极点的家伙，曾几何时，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全部属于他们，上帝本来是要他们当财富的管家，但慢慢地，他们开始越过上帝，直接操控财富了。上帝说了，我们对他的敬畏必须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 所谓因信称义，没有了信，上帝不高兴，没有了信，我们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美林的遭遇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但也不是第一个。我想起瑞士联合银行和瑞银集团之间的并购大战。那是1998年的第三季度，人类金融史上最为可怕的一个季节，整个金融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即使欧洲最大的银行也在所难免。到10月，新组建的瑞银集团监事会主席马蒂斯宣布辞职，3位高级经理随着马蒂斯一道离开。辞职的原因是，在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损失了9.5亿瑞士法郎。马蒂斯的遭遇并非始自10月，可能是瑞士联合银行将更多的问题带了进来。事实上，从1997年夏天开始，人们就注意到卡比亚拉维塔领导下的瑞士联合银行就在采取更多的高风险投资手段。后来有人就说，卡比亚拉维塔真的有点像分管财富的上帝，而不是上帝的仆人。

其中的细节精彩纷呈，瑞士的迪尔克.许次耐心的将他们记录在案。为什么卡比亚拉维塔必须辞职？是不是瑞士联合银行的监控缺失在合并之初早已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接下来傲气十足的马蒂斯也会下台？要知道，在1998年3月，欧洲中央银行刚刚将“1997年欧洲银行家”的美誉颁发给卡比亚拉维塔和瑞士银行的马塞尔。而瑞士联合银行和瑞银集团的合并一时间被行家赞美为“银行史上最重要的合并”。

后来的人们才知道，这场伟大的合并，其实已经暗示了瑞士联合银行这家迄今为止瑞士最大的和最让瑞士人自豪的银行已经开始衰落，合并只是衰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人们的骄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耽误大事，早几年，整个欧洲银行界有谁会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瑞士联合银行会被人并购的境地？

迪尔克的写作就是从这里出发。他和这场并购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无数次的谈话，感受到了一种迄今为止从未在大企业里感受到的痛苦滋味。今天那些在异地漂泊的前瑞士联合银行的职员们，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所以他们愿意说出真相，愿意把曾经不可一世的瑞士联合银行的种种内幕公布于众。迪克尔由此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瑞士联合银行内部的士气早就低落到了极点，他们集体性的不相信瑞士联合银行还能走多远。

最本质的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对经济的信心，构成了这个世界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动力。一切都从信心出发，如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注定是过客，只有坚定仰望的人才能抵达永恒。伟大的金融世界何尝都不是这样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心才构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金融体系。成功源于此，失败当然也源于此。今天的美林集团、雷曼兄弟如此，早些年的瑞士联合银行也是如此。舍弃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一生的劳碌将化为乌有。(不转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