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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月底，韩国的李牧师来我家做客，我们聊起了上帝之拣选。我记得我说，上帝在万民之中拣选了我，而不是我在思虑之后，决定被上帝拣选，李牧师为此笑了起来。他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二章16节，念给我听：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李牧师说，这段话其实隐含着神的三种恩典。其一，神赐予了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可以随意吃园中的果子，即使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也陈列在伊甸园里，人有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权利；其二，神只是用一种道德律令的方式，告诉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具体的道德建设，则属于个人的自由权利；第三，个体一直是人类社会思考的起点， 也是终点，神通过关怀每一个个体的人来实现他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这说明，如果我们忽视了个体建设，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世界，它注定多元、互动。即使是万物之主，也给我们预留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至于人究竟是选择罪恶， 还是选择永生，则是人的经济学命题。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人会选择品尝禁果，而不是选择永生，其中的理由众说纷纭，但经济人的理性正来源于此。多年之后， 我们受制于人类的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与神渐行渐远，当我们在一片虚无和空洞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创世纪之初为我们预留的自由选择意志再一次唤醒了我们，使我们在繁琐的成本和价格等等枯燥计算之中抬起头来，重新回到了自由本身。
        某种意义上， 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魅力所在。我想起了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是我们发展的原因， 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忽然觉得这样的表述充满了神的美意；我还想起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自由权利和市场经济应该是上帝所赐，它的优美在某种意义上约等于大自然之美，阳光、空气和雨水，事物之间的关系，彼此的差别和距离。比如我们无法解释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恰到好处，如同我们无法解释市场经济为什么就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经济。这显然不是一个天文学或者经济学课题，天文学、经济学只能解释是什么，却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
        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站在自由的基石上朝着神走去。比如我最近读到的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所著《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江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就是如此优秀之作。起初我购买此书，本是冲着译者王怡而去，但进入之后，发现书里更有深意。加尔文最重要的理念，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这确保欧洲开始从中世纪的神职专权的窒息中最终走了出来。加尔文在论及神在创造世界时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地位，神赐人思想和言语去宣扬神创造的荣耀，人代表所有无言无语的受造之物表达对神的感恩。由此出发， 人的自由和创造得到彰显。“在加尔文主义神学与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站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苏格兰，”这是王怡的话，而汪丁丁更是对书加以推崇：“尤其当你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时，因为斯密生活的时代恰好被涵盖于这位作者要叙述的历史时期，16-18世纪，斯密与苏格兰长老会关系密切，后者奉持的教义正是加尔文宗——加尔文主义神学在近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兴起之初就对这些思潮采取了一种最透彻的批判和否定。”
        关于加尔文，我们所知太少，而且多有误读，如同多年以来我们误读个人主义一样。每个人都是神的美意，每个人都不可被淹没，被替代。前年我集中读胡适之，发现我们对胡适之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阐释，其实先生对自己的界定，正在于个人主义精神。关于此，胡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人。沿着胡适之的路径，我开始阅读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多年以来， 对于更多的中国人而言， 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异端。我们习惯了集体主义教育，习惯了以某种整体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比如奥运会开幕式上蚂蚁一样奔跑的人们，让我们记住的是那些看上去优美的画面， 而不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独立的面孔。是的，我们看不到一张具体的脸，即使是一个唱儿歌的小姑娘，她的声音也来自别人，她可爱的脸仅仅是集体的一个表征。这正是个人主义精神严重缺失的结果。此时此刻，胡适之和麦克法兰的这部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胡适之一直到今天仍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事实上，他可能是中国进入现代化之前仅有的先知。人们对先知加以戕害，几成定律，麦克法兰的个人主义阐述也引发了激烈批评，因为他论证英国个人主义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是起源于13世纪或更早的英格兰，那时英格兰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
        个人主义的所有权是麦克法兰最重要的学术概念，他从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等多个维度加以阐释，使得这本看上去有些社会学气质的著作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经济学气质。中国的个人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学术路径中形成了更好的思考价值。我的意思是说， 随着家庭财产权和个体财产权的不断彰显，在一个可以期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个人主义精神将可能逐渐形成，它不再是胡适之先生教化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之后的副产品。
       沿着如此向度，我自己认定，中国大地上目前的人口流动现象，除了生存需求的动因，个人主义精神可能也是潜在动机之一。由此我想起了高洪的一本书，名为《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当然，高洪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思考，对个人主义的诉求不曾涉及，但翻他的书，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奥巴马承认，他能站在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上，本身就已意义非凡。奥巴马的父亲是一个外国留学生，他原本生于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小的时候还放过羊，上的学校简陋不堪，屋顶上仅有块铁皮来遮风挡雨。而他的父亲，也就是奥巴马的祖父，不过是个普通的厨子，还做过家佣。
        奥巴马的轨迹让我感慨。正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氛围让奥巴马成为可能。我把他的故事说给朋友们听，我甚至设想着在中国的亿万流动人口中，将来某一天也会出现奥巴马的影子。朋友们笑话我天真，笑话我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说，你别做梦了，即使让我们的流动人口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张北京户口薄或者是上海户口薄，都会遥遥无期；即使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骑着自行车游走， 也可能遭受到警察的盘问和殴打；即使你走进了法庭， 那可以为你作证的母亲也会突然失踪，而你只能哑口无言，无言的愤怒，愤怒得像一个野蛮人，野蛮得像旧时的土匪，杀人如麻，两手沾满了血腥，似乎你生来就只有选择杀人而不选择幸福的权利。

苏按：看林昭资料，发现她在监狱里曾给母亲写一封信，和母亲要美食，词语陈列极为优美，宛如一首后现代诗歌，我稍作排列，以此纪念神的孩子林昭。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
我要吃呀，妈妈！
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
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
没钱你借债去。

鱼也别少了我的，
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
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
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
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
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
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
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糕、开口笑。
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
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
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妈妈你来斋斋我啊，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
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
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
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
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
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半斤，好吃，嵌着牙缝了！
别的——慢慢要罢。

林昭附注：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
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文/ 刘丽君

        盛宣怀，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民族工业的领军人物，一生都是在非议声中度过。资政院议员曾经总结他的四大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表示“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盛宣怀的一生并非无可争议，但如果争议全部变成非议，那就有些问题了。在《局限》里，苏小和先生指出唐万新、顾雏军、倪润峰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盛宣怀曾“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也曾“分别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
        我们似乎很容易对这些行为作出判断，但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会发现其中是非相互交错，几乎没法一概而论。2004年，原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的“投机倒把”案改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林桃森无罪。这时，林桃森已经病故8年，距离他被判无期徒刑已有18年。在体制性障碍没有排除的情况下，通过一些非常手段迂回绕过这种障碍，就成为一种“原罪”。
        中国企业家的“原罪”，至少从19世纪就已经产生。我们一直习惯于让个人承担“原罪”的全部责任，却忽视了制度性反思。这样说绝对没有为中国企业家全盘开脱的意思，但是正如苏小和所说，中国民营企业还处在“非制度生存”的阶段，有时不但无法获得制度保障，还需要面对各种制度瓶颈。再加上企业家们自身的问题，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他指出“德隆之死在于唐万新等人宿命般的社会责任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比简单的道德指责更有说服力，同时也揭示了问题背后的悖论。在一些案件事发之后，当事人常被描述为居心叵测的毁灭者，事实上，没有谁愿意看到最后的晚餐，毁灭企业的有时不是私心，而是拯救企业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家的命运才具有特别的悲剧性。
        《局限》呈现了嘉利来、湖南电广、德隆、红豆、百度等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自始至终都闪现着苏小和具有批判性的眼光。这种带有理论性的分析并没有使得该书丧失可读性，《魏文彬在2003年》讲述了远比“超级女声”还要残酷的PK故事，其中一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每年车队维修费用在3000万元以上，如果自建修理厂，可望节省1000万，作为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居然无法对车队施行节约成本的措施。《孙成钢的泛政治化经营》讲述了“兄弟阋于墙”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胜负盈亏，也是一些细节。孙成钢曾经写过一本名叫《新人性》的书，据说积累了近20年，写作时间只有3个月，有一天写了35000字。看来这位企业家不仅写作速度惊人，打字速度也非同一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口述、秘书整理。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论述了“个人崇拜的最大好处是提高效率”。
        苏小和没有以制度瓶颈为由，把问题全部推在个人身上，也没有以个人道德为由，把问题全部推在制度身上。不能把唐万新等同于盛宣怀，魏文彬和孙成钢更是截然不同，当代中国本土企业家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但《局限》提醒我们注意，当代中国本土企业面临着具有相似性的命运，这种命运背后隐藏着具有相似性的制度性问题。正如盛宣怀、袁世凯、孙中山，没有人会把他们混为一谈，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相似的问题，只是最后寻求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在谈论他们之前，首先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来自奥运赛场的消息纪录下了一个有趣的场景：朝鲜女子举重运动员朴贤淑12日惊险赢得63公斤级冠军，她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队前几天的失利的确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一想到我们的金正日将军，我就克服了恐惧和压力。最后一举，我感到将军正在看着我，正是这种力量让我把杠铃举了起来。”
        对于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而言，朴贤淑的如此话语看起来有些荒谬，但绝对不陌生。很多人可能认为朝鲜运动员这样的状态，来自于他们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我却愿意越过意识形态禁区，沿着经济学的向度说开去。
        有一个常识需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当几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巨大的体育赛事中，当无数热爱体育的人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购买价格不菲的门票，一个巨大的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一旦谈及市场经济，诸如产权、分工等重要经济学概念就必须登场。
        中国的市场经济事业风风火火进行了30年，相信很多人都会追问这样的问题：体育必须由国家来操办么？这个问题，放到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简单，作为非职业化比赛选手，很多奥运冠军都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花费自己的资金，利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业余时间训练。一个运动员，他可能是一位税务官、也可能是一位酋长、也可能是位厨师。政府不会提供他多少训练经费，他要自己出钱租借训练场地，要自己出钱请教练；如果找不到经济资助的话，很多人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费用。如果奥运会不是免费提供运动员食宿的话，说不定他们还要自掏腰包参加奥运。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政府专门设立了体育行政部门，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国家主义体育提供足够的经费，另一方面，大量豪华的体育场馆拥有全国80％以上的运动场所，这些场所封闭在高墙之内，供各级运动员专用，教练、陪练乃至衣食住行都由国家提供。有人估算，在中国，培养一个奥运金牌级运动员，其花费是7亿元人民币。
        对于一个熟悉市场的人而言，体育产业的这种国营性质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因为找不到合理的经济学阐释，国家主义便成为了惟一的解释工具。但问题是，体育真的必须要政府亲自操办么？政府如此包办体育，其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个最浅显的回答应该是，政府花费巨大的财政开支，设立一个专门的体育行政部门，让本来属于大众的体育制度，变成少数人的精英体育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在国际赛场多拿金牌，从而扬我国威，振奋人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解释放在当下的中国，可能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基本认同，但稍微有一些视野的人就能发现，那些靠民间、靠市场来发展体育的国家，他们拿金牌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在体育赛场上释放出来的爱国主义激情也不弱于我们。他们的体育产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他们的体育市场链如此清晰，他们的体育市场主体是属于企业的，属于每个人的，每个人的体育精神所释放出来的光芒，最终照亮了国家，而决不是国家的全面参与，国家主义的体育包办让每个人有光。
        这样的表述把我们的思路带到了老生常谈的企业制度建设问题和市场分工问题。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是，今天我们的体育产业可能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企业制度状况。那是一种没有产权概念，没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时代，一切资源属于政府，一切配置资源的手段来自政府。而这样的结局，注定是企业发展的停滞。
        事实上，当这个世界上所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纷纷来到奥运赛场亮相的时候，谁再敢轻易否定今天的体育建设与今天的企业建设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呢？我们再次想起洋务运动，这个在清末经济史上彻底失败的官办企业运动，没有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使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成为唯一的市场主体，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今天的体育产业可能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无论什么制度，无论什么国家，体育都不是政府必须掌控的公共产品。就像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企业建设注定也不属于政府的重中之重。在分工的层面，体育可能是最容易市场化，最容易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30年之后，中国大地上野草般蓬勃成长的私人企业，转眼之间就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体育产业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个没有市场主体的体育产业，注定只是为了面子。今天的朝鲜体育可能是为了领袖的面子，无所不在的个人崇拜成为体育的驱动力；而那些已经越过个人崇拜的国家，则把国家当成了体育的偶像，体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面子。这样的变迁事实上隐含着一种发展的态势，真正的体育精神将最终抵达市场，抵达个人。这是一种方向，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对中国体育的市场化建设抱以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