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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意识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我或者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观察与描述，显然是过于草率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中国媒体人，这种草率甚至接近了莽撞和狭隘。大概在我入行的头2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二元的心态在写作，仇富，或者是羡富。短暂的过渡之后，我被管理层面的工具理性吸引，比如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架构，甚至是财务分析，凡此种种的细节进入到我的写作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人的价值，当作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身上飘忽着的人性，以及积淀在他身上的历史被我视而不见之后，我想我差不多就成为一台枯燥的文字机器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

“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我相信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企业家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我必须走上经济学之路。而在我看来，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而在另外一个阅读状态下，我读到了黄仁宇关于戚继光的表述：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另外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人物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胳膊，看到他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的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由此，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观察者，要对企业家进行深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对于我而言，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我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当我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企业家的命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彼得·德鲁克，是他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我们的社会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

我是如此热衷于在这样的向度上观察企业家，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垄断是他工作的砝码，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家，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现在我认为，我就是按照上述路径来与柳传志先生对话的。他从国营企业出发，现在是一家股份制的跨国公司，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完全竞争领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当然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他还需要在这个四顾彷徨的体制内盘算，更重要的是，他此前的个人史，以及他之前的中国企业史，表明他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是的，在我看来，要读懂柳传志，差不多要读懂中国的百年企业史。或者说，我们要读懂柳传志，不仅要读懂他的技术，更要读懂他的思想。

我所了解的柳传志、起步于国有体制，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的市场遍及全球。他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一直在小心谨慎的碎步前进，他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所以，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既是体制内的精英，也是市场里的能手，他是老板，也是人大代表，他不仅思考企业的利润问题，也思考企业的制度转型问题，不仅思考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思考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他像一个多面手，也像一个分工不清的模糊人。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的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都来自历史，又成为历史。现在我相信，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就处在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变迁之中。（为某杂志而作，戏称为经验，博大方之家一笑耳）